（一）首先是隶楷，它是指以隶书为主，兼有一定楷书笔意的书体。此类墓志数量不少，比较典型的有《李缉墓志》、《李摹墓志》、《李纂妻武氏墓志》、《 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妻刘氏墓志》、《刘庚之墓志》、《谢氏墓志》等等。在这些墓志中由于具有楷书笔意的多寡而又有一些差别，如《王建之墓志》（附图，见刘涛《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之243页），其书体介于隶楷之间，横画虽有波挑，但波挑收敛，体势明显具有一定楷书的特点。其中有的字隶意浓厚，与汉隶十分相近。又有个别字具有明显仿古的篆书遗意，极富有装饰性，实属罕见；《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和《王丹虎墓志》三块墓志，均以方笔为主，结体虽然也不乏扁方者，但横画大多已无明显的波挑，章法、结体都较大程度显现楷书特点，属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体；而《李缉墓志》、《李摹墓志》和《李纂妻武氏墓志》三块墓志，皆与汉隶相似，体态取横势，以扁平为主，横画多波挑，用笔方圆兼备，但字形较一般隶书略长，微具楷书笔意。

    （二）其次是楷隶，它是指以楷书为主，兼有一定的隶书、甚至行书笔意的书体。此类墓志很多，所见比较重要的有《宋乞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康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温墓志》、《虞道育墓志》、《谢球墓志》、《蔡冰墓志》、《黄天墓志》、《王德光墓志》、《何氏墓志》等等。在这些墓志中，相比较而言，书刻工整者大都具有一定隶意，书刻随意者则明显带有一定的行书笔意。

    隶意稍重者如《高崧墓志》、《谢温墓志》，这些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字体方整，结构谨严，运笔圆熟疏放。其字体间架结构虽属楷书，但在形态上仍然保留着隶书的一些特质。从这些墓志的绝大多数字来看，结构上已经是纯粹的楷书，用笔方面，如横画的起笔斜截入，收笔改上挑为下顿，竖画多作悬针或垂露状，竖钩处改隶书的弯弧为趯挑，以及撇画的出锋，捺画的一波三折等，也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楷书法度。《谢温墓志》中的“夫人会稽谢氏”六字，与传刻的锺繇小楷或王羲之临锺繇小楷书，几乎很难区别。而《高崧墓志》中的“年、廿、十、一”等字的长横画，起笔斜截而入，收笔向下顿按，中间轻提而过，已经俨然是唐代成熟的楷法。

    行书笔意稍重者如《颜谦妇刘氏墓志》、《夏金虎墓志》、《王仚之墓志》、《刘媚子墓志》、《孟府君墓志》等。这类行书笔意较重的墓志都是砖刻，书刻都比较随意，大多是在砖烧前的软泥坯上书刻而成，笔画不加修饰，中间粗而首尾尖细，结构上隶楷杂陈，整体风格类似于王羲之《姨母帖》那样早期行书，如其中《孟府君墓志》共有五快，从书法风格上看，似乎是由不同达到两个人书刻而成的。字形大小参差，似信手镌刻，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但书法却率真质朴，别具一番风味。虽楷化程度较重，而一些笔画又略具行书笔意，同时某些笔画似仍具有一定隶意。还有一块《谢球墓志》，书刻极为粗糙，有点类似于后世印章上随意刀刻的行书边款。

    由于一块墓志之中往往含有不同的书体，甚至一个字体竟存在不同笔意，因此对六朝墓志书体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尤其是第二类墓志，它们之间只存在隶意、楷意孰强孰弱的问题，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严格界限。综而言之，同一时期东晋墓志往往多种书体共存发展。如永初二年（421年）的《晋恭帝玄宫志》书体为森严峻整的隶书，而于此同年的《谢珫墓志》和晚此四年的《宋乞墓志》则已为略具隶意的楷书。显然，这种同一时期墓志书体和书风的差异，应与书体演进没有多大关系，而更有可能与书、刻者书技的优劣和对某一书体的偏爱有关。这种情况在东晋时期家族墓志书法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在吕家山出土的李氏家族的墓志就与在象山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在书法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与两个家族墓志书写者的审美意趣密切相关。此外，同一时期东晋墓志书体的差异可能还与书丹和刊刻情况有关。大体而言，凡未经过书丹或刊刻随意者，其书法多保留一定手写行书的笔意。反之，则书法刻板工整，少见行草笔意。

    总而言之，从宏观上看，东晋墓志书法又是沿着大体一致的轨迹发展演进的。依据墓志书体风格特征的变化，大致可以将东晋墓志书体的演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东晋早期，主要流行第一类隶书墓志。这一时期墓志数量虽然不多，但书体却整齐划一，除《张镇墓志》的书体微具些许楷意韵之外，其余皆为波挑明显的隶书，如《谢鲲墓志》、《温峤墓志》、等。第二阶段从东晋中期到末期，主要流行楷隶相杂的墓志。这一时期墓志数量大大增加，书体复杂多样，既有《李缉墓志》、《王建之墓志》一类以隶为主略具楷书或篆书笔意的书法，又有《谢球墓志》、《谢温墓志》一类以楷为主略具隶书、行书笔意的书法。不过，这些只是对东晋墓志书体简单的、相对的划分，书体演进的实际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它不是一种除旧布新的过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新旧并存的状态。一种新书体产生后，旧书体并未消亡，而完全有可能因书者个人喜好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