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淡疏放楚风韵
作者：丘石

　　空前强烈的风格意识已成为当代印人最突出的追求。所谓风格意识，是指印人追求和创造独立风格的自觉程度。元明之际，印人们宗法秦汉，摹古为美，尚不知风格上的观照，不会有风格上的审美评价，只是追求尽可能精熟的技能的自觉，却没有寻求不同于人的即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风格的自觉。入清以来，印人们渐渐认识到风格特征的审美意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已开始有了创造独立风格的自觉，塑造出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具有强烈风格特征的大家。及之当代，印人们站在巨人的肩上，总结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篆刻艺术风格创造的规律，把篆刻艺术的风格追求放在充分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把理论认识与创作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开阔视野，升华情志，深入传统，张扬个性，力求创造具有鲜明个性、具有时代风貌、具有高雅格调的篆刻艺术。正缘于当代印人这种空前强烈的风格意识，才有了韩天衡、石开、王镛、徐正廉等印人广开触角、多元开拓的行动，才有了当代印坛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高庆春先生则是当代实力派篆刻家群体中独具风格意识和个性色彩的一位代表人物。
　　 过去的一个世纪，考古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为篆刻家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尤其是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使今天的印人有幸目睹明清时的同行们无法得见的史料，当他们在存世经典作品与考古资料间寻求新的道路时，前所未有的风格往往会从刀下喷涌出来。其中，楚系文字的入书入印更成为一种时尚。楚系文字包括楚国及其周边小国所使用的古文字，它既吸收了中原文字的精华，又自成体系，与后来成为篆书主流的秦系文字有着较大的区别。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楚系文字有出简、楚帛书、楚金文及玺印文字，其中以楚简为其大宗。这些楚系文字，以其诡奇、烂漫而又及尽变化之美，引发了不少求新、求变的书家、当印人浓厚的兴趣，进而将其引入到各自的书法篆刻创作中去。就当代印坛而言，以楚系文字入印且取得成功的不乏名家高手，而真正能通过改造楚系文字形成有自己风格的篆书体系，从而再创造出新的篆刻形态的，高庆春无疑是先行者和最具代表性的印人。
　　高庆春的篆书并不仅仅依赖于楚系文字的原生态进行创作，而是十分聪明地把楚简、帛文字和钟鼎文字互为结合，增加了他篆书风格的自然、随意性，朗劲、质朴，不与人同，形成了格调高古的气息与独创之处。在《高庆春书法艺术·后记》中，他坦言“具体说，篆书是以金文来融化简书，复以简书来丰富金文，不生搬硬套简书之形。特别是注重金文的用笔，保持浑朴、厚重，展现朗劲、率意。由于坚持刻印，无形中对形成篆书的金石气息大有脾益”。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庆春的楚系篆书，在大篆与楚简帛结构主次比重的取舍上，主要以简帛为主，确定了一个较新的基调。对简帛过滤性的加工中，舍弃了其中过多地弧线和尖笔，获得线条上的雅化，打破大篆的匀称排布和楚简帛成线时头重尾轻的习惯，注入更强的自我意识，强化了同向笔画族的排列，将简帛笔画反其道而用之，改成头轻尾重的形式，使个性风格从此凸现出来。其实质是将两千多年前的这两个体系的文字重新进行整合，在两者之间修筑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既不是楚系文字原有形态的翻版，也不同于书坛上一窝风似的楚系流行书风，而是地地道道的烙印着庆春性格的高氏篆书，而且这种篆书体系是书、印互通和书、印交融的，诚如吴昌硕的石鼓文书、印。有了这样的宜书宜印的篆书“专利”，高庆春的篆刻风格塑造就水到渠成了。
　　简淡高古是庆春印风的首要特征。楚简帛文字大多属于地方书手的作品，其本身有很大的随意性，在长期的书写中又形成了一定的积习，与青铜文字拉开了距离，于是率意和典雅两种风格通过这两种载体全面地展示出来。这两种风格的融合与再造，庆春已在其篆书体系的生成中得到了解决。而在上印之前，还有一个“印化”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这又属于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他说，“楚简朗畅生动、清新鲜活，品位较高。这种半生不熟的字体很能引发创作的欲望，但需要梳理、提炼、借鉴和充实，需要下印化的功夫，不能简单地将简帛字体搬到印面上”。在印化处理上，他一方面尽可能把活泼的楚系大篆字体秩序化；另一方面为减轻同向笔画族之间的一致现象，他又巧妙地利用石材的特质，予以粗细不同的残损，使其和而不同，增加了耐看度和节奏上的回复，表现出简淡而又高古的意味。通过文人化的加工，雅化的目的得到了实现。
　　疏放朗畅是庆春印风的主要标志。对于章法的排布，他追求在疏放朗畅基调统摄下的变化，借鉴了秦汉印、陶印、封泥、转文乃至齐白石、来楚生的招数，文字的排布以险取胜，而且手法多样。有的印面中心留空，文字攲侧于边框，通过边框的收束作用将印面统一起来；有的则根据文字繁简情致，平实排布，不留空白，整体茂密无间，又各自相安自得，消弭了拥挤促蹙之弊。既强调整体大效果，又关注细节刻画；既精心筛选入印文字，又把形式美一同考虑进来。做到了印印有新思想的贯注、印印有新章法的推出。这种安排对变动幅度加以适度的控制，在整体旋律的过渡上使审美主体不受到过大的刺激。此外，在边框的处理、印面的残破、边款的制作等方面的考虑上做到服务与服从于“疏放朗畅、质朴清新”的印风“主旋律”。
　　率真清新是庆春印风的气韵所在。高庆春的篆刻既注重“篆”的个性化与丰富性，也强调“刻”的表现性与抒情性。在他的作品里，结字的奇巧、构思的精妙、笔画的增删、穿插、挪让、字法的欹斜等均被他巧妙地运用，同时，劲爽、灵动、鲜活的刀法又为他的创作奠定了扎实基础。他以书法家的本色挥动铁笔，书法的笔趣墨韵更充溢于印面，洗练的笔墨，寄托着作者的情怀与志趣，细细品味则余味无尽；精巧的字法在虚实相生的刀法表现下，印面留下了许多纵横纤细的岁月风化的痕迹，似乎平淡没有经营，却处处透出作者的灵气与稳实的心境，将无限的心灵向往与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先秦古玺所散发出的浑朴、疏放、简淡、玄远的气质，正是我所追求和要表现的”，“只有形式与内涵的高度统一，才能产生艺术感染力”。
　　“印从书出”一说最早见于魏锡曾之《吴让之印谱跋》：“钝丁之作，溶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别于皖。黄、蒋、奚、陈继起，皆意多于书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它。余常谓浙宗后起而先之者此也。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邓完白“印从书出”思想的核心，即以入印篆书之个性风采，去突破前人之藩篱，而且使书印风格一元化，完美地体现出印人的自身价值，使印章艺术的表现力得到深化。高庆春就是这样一位当代杰出的印人。他说，“我是持意书入印论者，近年来探索将带有简牍帛书意趣的大篆书法新面貌入印，这是一个新课题，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供参考”。当代印坛中以楚系文字入印者日众，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和质疑。而高庆春却能坚持不使自己被同化，将自己严谨、静穆、自然的意态理性地融入楚系文字开张、宽博、率意之中，使之表现出超乎寻常地老辣、稚拙、生动来，实属难能可贵。我想，这正是高庆春先生篆刻艺术的成功实践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对走向繁荣与多元的当代印坛最好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