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体因时而异、书风因人不同，这是常识，在学术研究上作此界定尤其必要。我们在讨论书法史中的各种现象时，往往习惯于借助这一界定来概括或描述各时代的书体风格。比如殷周甲骨金文、秦篆、汉隶、北碑、唐楷等等，早已成为人们普遍所接受的概念。但也要承认，在求证问题分析现象时，这一界定只适合于顺时而不可逆推。比如，我们可以断定秦汉人肯定不能写出唐楷，但却不能说清人写不出篆隶，换言之，古人不能超前，但后人却可以怀古，而后者的怀古往往会造成书体上的“巧合”现象。王国维曾举清人之例论之云∶“甘陵相碑当在汉末矣，隶法健拔恣肆，已开北碑风气，不似黄初诸碑尚有东京承平气象也。前人研精书法，精诚所至，乃与古人不谋而合。如完白山人篆书一生学汉碑额，所得乃与新出之汉太仆残碑同；吴让之、赵悲庵以北朝楷法入隶、所得乃与此碑同。邓、吴、赵均未见此二碑，而千载吻合如此，所谓鬼神通之者非耶？”(《观堂集林•跋甘陵相碑》)“不谋而合”就是书体上的“巧合”。

    至于书风上的“巧合”，书法史上也不少见。现举一例。这件书作《灵致别称偈》若仅观其书风，谁见了大约都会误认为是清中期碑学盛行以来的学魏碑之作(习碑大家弘一、梁任公书尤与之近)。如“花”、“鸟”、“不”方折之笔，碑味极浓，真可谓“刀痕”累累、“石迹”斑斑。再看“概”、“入”用笔，简直就是标准的魏体书法。然而此书作者，却是元代东游日本的高僧清拙正澄(1274－1339)。

    谈到书体书风的“巧合”现象，自然让我想起了《兰亭序》真伪的辩论。关于《兰亭序》中有无晋人笔意(即书体书风)问题一直是讨论的主流。然而书风书体毕竟是个相对的概念，其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以相对之概念(书体书风)证明具体之事实(书迹真伪)，这种论证方式本身就存在缺陷。宜乎当年宗白华先生感慨∶“这很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