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尺牍中存在一种奇怪的书写格式，即第一行的笔画明显厚重、字迹偏大，请参见楼兰所出晋人残纸“烧奴”诸尺牍(“五月二日”图1、“此月十四日” 图2、“九月十一日”图3等)，此现象应非属单一的偶发现象注1，因为类似之例，不但在其它晋人残纸中存在(如著名的“李柏文书”、“超济文书”皆如此)、即使在传世的晋人法帖中依然可以寻找到这一书写格式的痕迹，如《淳化阁帖》卷三所收杜预《十一月十四日帖》图4、索靖《七月廿六日帖》图5等，皆作此式。至于在二王法帖之中，此类现象更是常见，如王羲之《七月一日帖》(淳化‧7)图6、《十一月四日帖》(淳化‧8) 图7、《雨快帖》(澄清堂帖孙氏本)图8《廿八日帖》(绛帖‧4)图9及王献之《七月二日帖》(淳化‧10)图10，多不胜举，甚至传世摹本《寒切帖》、《姨母帖》等亦隐约可见此式。晋人尺牍中所见此书写格式既然不是偶然现象，那么我们就要探讨其原因所在：为何如此书写？其用意何在？

    通过上举多种尺牍图版可知，这种书写格式在书法的章法布局上明显失衡、整体显得头重脚轻，我们对此不自然现象，不妨从实用角度加以推测考察。

    从内容来看，尺牍首行所书多为书写日期和具礼语词“月日……名白”，将其写得偏大厚重，既可以醒目，也可以明示来信者与来信时间。也就是说，因为首行字迹需要显露出来给人看，故书者特将其放大，而在折迭信纸时左右对折，将首行字迹外露，起标明发信日期人名的作用、或为表达对收信者的尊重。这样一来就涉及到当时书信的折迭方式，然此问题却比较复杂，因为晋代的书信折迭入封等方式已难于考证。然通过对楼兰晋人残纸的一些实物进行详细考察，似亦可略窥书信折迭方面的一些踪迹。楼兰“超济”诸残纸中有“超济白超在远”图11纸，从浸透于纸面上下的字迹墨迹可知，此纸是在墨迹未干时做了上下对折，如第二行下之 “有”、三行下之“计”、四行下之“用”等字，其浸透纸面的反字墨迹皆在上行处对应显现。由此似可证，晋人尺牍的折迭方式为上下对折，与我们推想的左右对折不同。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楼兰所出“超济”等残纸原本为写废了的书信草稿(据斯文‧赫定发掘报告说，这些残纸于当时的拉圾堆中发现。此亦可由纸背多见习字可证，如反复练习书写“楼兰”图12“顿首白”等)，一般来说，被废弃的书信与即将入封的书信，其折迭方法应有所不同，故不能以此一概而论。总之，折迭方式之详已难于考索，尊重收信人而有意放大首行字体，或为其原因之一。

    以下再从书信的保存方式上略加探索。笔者推测，若欲合理保管书信，当时人很可能会将累积渐多的书信做层迭装订，使其上下错落，露出首行，这样可以起到寻检翻阅之便的作用。这种方法颇类中唐盛行的古籍书籍装帧形制“旋风装”注2，“旋风装”是卷轴装向册叶装发展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其特点是便于检索，现今所能见到的“旋风装”均为参考书籍，由此亦可知其特长所在。或许晋人尺牍的收纳方式即“旋风装”之前身也未可知。

    最后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晋人尺牍中，凡首行字迹厚重粗大的尺牍书迹多为章草书体，观王羲之行书(如《大观帖》卷六所刻王羲之《近得书帖》图13及今草等，均不见此现象。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注释

1日本鱼住和晃氏以为此乃出于书者疏忽，由书者在书写时对所书字体的大小把握失度所致(见同氏《西域出土残纸之王羲之书法》。季刊《墨》杂志“王羲之”特集所收。艺术新闻社，1990年4月)。也就是说，书者写完第一行时才意识到字写大了，如用那么大的字继续写下去，一张纸可能容纳不下全文，所以才从第二行开始写成小字，以节省空间。此说不能成立，因为有大量晋人尺牍出现同样现象已可证其非出偶然，况且《寒切帖》行距宽绰，即使均作首行大字，全纸亦可容纳全帖文。

2即以长纸作底，首叶全裱穿于卷首，自次叶起，鳞次向左裱贴于底卷上的装裱方法。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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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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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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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