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是从陕西乃至西北走出来的极具代表意义的印人，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优秀中青年篆刻家之一。在展览文化盛行以来，陕西印坛涌现出了几位较具影响的青年篆刻家，除魏杰外，尚有崎岖、陈根远、唐泽平、伏海翔、张哲、徐伟聪、张永红、董扬、郑墨泉等。陕西篆刻在新时期的崛起，与终南印社的培养与带动关系甚大，而终南印社的领衔人物傅嘉仪（已故）、赵熊二位先生为之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代印坛的创作现状大致可分为古玺形式、汉印形式、宋元朱文形式和探索型形式四大类。秦汉印尤其是汉印形式，可以说一直是当代陕西篆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伴随着篆刻审美风尚在当代的趋于多元发展，传统的汉印形式则相应地显露出了陈陈相因、因循守旧的劣势的一面，如何转变新的思路，力求找寻新的生成因子，从而给已有的秦汉印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不啻是陕西篆刻获得新生的关键所在。十数年以来，魏杰通过对古文字深入而系统的梳理研究，在古玺的借鉴和创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他的成功，不仅在陕西，同时在全国印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力地提升了陕西篆刻在全国的知名度。
 

      西安乃是汉唐古都，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厚实的艺术积淀，长安古城的雄伟壮观和秦兵马俑的气魄宏大，无疑是秦风汉骨的精神留存。在这样的深具历史感的环境当中进行篆刻研究，显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魏杰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他天性偏好艺术，可谓禀赋非浅。二十岁左右即已在篆刻上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后又在名师调教下，上访三代吉金，出秦入汉，并广取明清诸家之长。其印格调古雅，蕴含丰富，有先秦玺印之古奥奇丽，有秦汉官印之雄浑大气，有瓦当封泥之灵逸绚烂，有碑版镜铭之爽健挺拔，有吴老的苍辣，黄牧甫的温润、齐白石的猛厉，综合起来，反映的毕竟还是属于魏杰本人的灵巧多姿的性情显露。
 

      魏杰对印面文字的采用，不拘泥于大小篆抑或某一既定的文字系统，而是要根据印制及范式的不同灵活运用。他的印路广，有多种面目，但无论是古玺秦印一路还是汉印风格，在他的刀下都能从内在气息上求得统一，自然和谐。他在章法处理上，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空灵机巧而又不失之于刻意安排作为旨归，印面大疏大密，红白对比十分强烈，内在气势贯通，洒脱自然，妙趣横生，招人眼目。颇有如张渝所评的那种特殊感觉：“在我的诸多朋友中，魏杰的印恰如石之不可以无苔一样，只是那么温湿地一裹，冷漠的坚硬中也就泛起生的绿意。然而，这绿绿的生意中似乎总是少了些阳光的灿烂。”其实这句话在肯定了魏杰篆刻的优点的同时，也道出了其作品的不足，即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未臻如秋风古道，金戈铁马般的苍浑奇肆之境。刀法上他冲切并施，单双刀互用，并无固定法式，皆依需择善而行，但刀法的精准与细腻无疑也是他用刀上的一大特点。
 

      治印虽为文士余事末技，但其中之阳阳离合，虚实相生之道却极为玄奥。且诗书画印历来理法相通，互为渗透。一个印人，如果没有多方面的器识与修养，终究难脱俗气与匠气。而魏杰在治印以外，广读书、深入钻研古文字，在书法（特别是篆书）上也有较高造诣，并且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因此他的印作能得古雅与空灵之气。他的印作“不求工但求空”正是这种审美理念的具体反映。他的边款亦很有特色，或文字，或图案，皆古意盎然，情趣幽远。
 

      张公者谓：“魏杰敢于大块留红，印作极富视觉冲击力。多采用古文入印，增添了远古之气。但魏杰在刀法上没有师法汉铜印之斑驳与苍茫，用刀利落具有写意。因大块留红留白，有些印章法上显得‘散’，在篆字结构上也有局促之感”。细品魏杰一些印作，此论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