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张葱玉先生、徐邦达先生、启功先生、谢稚柳先生和傅熹年先生，这五位老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史上的五座高峰。凡是读过他们著作的人，凡是和他们有交往的人，都能理解这绝不是夸张之说。其中四位老先生都已作古，傅先生健在。傅先生毫无疑问是目前中国古代书画鉴定领域里一言九鼎的人物，由于他出身世家，为人大度又低调，守规矩，不折腾，才掩盖了他的光芒，他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的每一条按语，字字都是真知灼见。对这些老先生已有的结论如何对待，将反映所有后来者的德行。我认为首先应该对老先生们已有的结论意见要尊重。老先生们的结论意见可不可以批评?可不可以推翻?当然可以，但要慎重，要有证据，要言之有理。我认为在《功甫帖》问题上，凌利中等人对老先生们的态度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也不知所措、如鼠跡乱窜、一派伧父面目”。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被张先生和徐先生认为“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和“极为神釆”的《功甫帖》，这是学术辨伪所用的语言吗?这不是用另一种方式给老先生泼脏水吗?抄著录、看影印件、未见原作、走眼，一次又一次地把脏水泼向老前辈。张先生和徐先生是两座大山，我辈乃一粟也，岂能如此目无前辈?写到这里，还有一思一感：徐邦达先生在五位老先生中以学生众多而著称。我不是徐老的学生，徐老作古以后，在书画鉴定领域，“徐邦达的学生”在某些时候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请问徐老的学生们(尹光华、萧平除外)：当你们的老师被人泼脏水的时候，你们就不能站出来一抵挡下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想到这句名言时，我觉得有些悲哀。

　　九、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前两天，凌利中等人发了一篇新文：《〈功甫帖〉辨伪新证(上)》。新文告诉我们：翁方纲所见安仪周旧藏《功甫帖》上除四方旧印外，还有张镠、安仪周、梁清标和项子京的七方藏印。因为在《功甫帖》本幅上没有梁清标和项子京的五方藏印，所以刘氏藏《功甫帖》不是安仪周著录的《功甫帖》。翁方纲手稿中所说的十一方藏印的确是证据，但都钤在《功甫帖》本幅上不是证据，而是推理。梁清标的印打在本幅上还是打在裱边上都可以找到旁证;项子京的印打在本幅上还是副页上也都有旁证。所以不能据此来下结论。李雪松先生的推理显然更具逻辑性：如果项子京的三方印和梁清标的两方印都打在《功甫帖》的本幅上，翁方纲关于《功甫帖》藏印的排序应为：四方旧印、三方项子京印、二方梁淸标印、一方张镠印、一方安仪周印。现在翁方纲关于《功甫帖》藏印的排序为：四方旧印、一方张镠印、一方安仪周印、二方梁淸标印、三方项子京印。应该说，刘氏所藏《功甫帖》就是安仪周著录的《功甫帖》。同样的推理要看谁更合理。凌利中等人把推理当作证据，又一次犯了低级错误无疑。

　　十、如果《功甫帖》是我的，我将如何处置?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捐给国家博物馆或者北京故宫。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希望囯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能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那样公布所有专家的鉴定意见。这样可以排除目前守规矩的囯家文物鉴定委员不能就《功甫帖》发表意见，甚至连看一下《功甫帖》的展览都不可以的尴尬局面。这方面我一直在思考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减少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神秘性;二是如何显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权威性;三是如何解决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多功能性，应该既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博物馆服务，也为民间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服务，这种服务应该透明、公开、公正。对每一件已鉴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以《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为样本，公开公布鉴定结果，特别是不同意见。长此以往，谁是真专家，谁是伪专家，便自有公论。长此以往，“南郭先生们”可能就不敢进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那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好事，但真要做起来谈何容易。

　　以上文字将在新媒体发表，《功甫帖》事件让我们非常感激新媒体，特别是新浪和雅昌网。如果没有它们，早些时候都可能没有刘益谦说话的地方。

2014年4月写于红树白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