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万!190万!200万!
200万第一次!200万第二次!200万第三次!
随着拍卖师的锤声响起,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直到拍卖师大声地说:“这位先生,168号,谢谢!”我四处张望,蓦然发现,168号牌就在自己手中!
我匆匆在成交单上签上我的名字。这是真的吗?这件张大千的巨作《云山图》,真的以200万人民币的成交价,成为了我这些年来最重要的收藏了吗?我的第一反映:坏了,假的!我像疯了似的跑到嘉德拍卖的提货处,出示了成交单。服务员取画的十分钟,在我的感觉就像一年。我大声地催她:“快点,快点!”提货小姐气喘嘘嘘的拿来了这件一米多长的大轴画,惊异地说:“先生,您这么快结帐啊!”我气急败坏地说:“结什么帐,我要看看!”
拿到手里的这张画,就像有千斤般重。因为如果走眼,损失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我这些年积累的学识,如沙塔般坍塌。那将是对我自尊心最沉重的打击。细看画轴的外装裱,我的心静了一半,那自然陈旧的装裱,原装原样的香港裱工,那精工细致的裱工水准,“问题不大”,我暗自安慰自己。当提货小姐帮我慢慢展开画卷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斜卧的苍松、变化无穷的墨韵、气势雄浑的黄山诸景、郁郁的群峰、湍急的泉流……即使用于装点山坳的屋宇,亦处处体现了大千先生六十年代中晚期明显的绘画风格。当画卷展示到了最后左上方的七律长题诗的时候,那融北魏碑体、行草于一炉的大千体书法,是那样确确实实地摆在我面前。细读其句,更觉得大千先生的诗自然豪迈,绝非他人所能臆造。再认真审视画面上的五方用印鉴,均为大千先生常用印。此画必真无疑!
这是上天赐福于我吗?我正暗自陶醉,背上突然被人拍了一下,原来是新加坡的好友刘先生,他是一位篆刻家,同时也是一位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看到了我手里展开的画卷,惊异地问:“谁买的?多少钱?”我神秘地说:“猜猜。”他说:“五百万?”我遥遥头。他又说:“七百万?”我告诉他:“二百万!加佣金二百二十万。”他先是一愣,接着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你拣了大漏了,你太幸运了。”在收藏界,“拣大漏了”就是说拣了大便宜了。随后,许多熟悉的面孔纷纷出现在我面前,已记不清大家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羡慕、祝贺、惊叹之类的话吧,莫非真的是此画与我有缘?
2004年11月,金秋的北京,嘉德拍卖会的预展在昆仑饭店如期进行。我与好友王俊走进预展大厅,琳琅满目的古今书画、珍贵的邮品钱币、陶瓷古玉、名人手札碑帖,使人目不暇接。在最大的书画展厅的主墙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横幅山水。画面描绘的是黄山风景,有黄山著名的卧龙老松,有闻名于世的天都峰,有漫幻如烟霞般的黄山云海。细看之下,又有文殊台、文殊院点缀其间,玉屏峰、象鼻石等景致也隐约可见。中段最为显着的风景,则是黄山的始信峰斜卧的老松。漫幻的墨彩烟霞,随意点染的屋舍,纯熟豪迈的山水皴法,彰显才情的七律长题诗,融汇碑帖的书法题跋,明显的大风堂专用纸(一种半生半熟的日本纸,为大千先生专用特定制),五方大千先生的常用印,六十年代的香港精工细裱,无不显示着——这是大千先生晚年的精心巨制。由于悬挂较高,当时无法细审其它部分。我当即同王俊说:“就是它了,一定得拿下!”王俊笑着对我说:“没五百万,你别想拿。”我说:“甭管多少,都得拿!”
拍卖的当天,天下着细雨,早晨的北京,被大雾笼罩着。我和妻子急匆匆地乘出租车,从琉璃厂旁的前门饭店赶往昆仑饭店。沿路到处是堵塞的车辆,行人不时地在车辆的间隙穿来穿去。我心急如焚地看着表,果断地说:“快下车,坐人力车!”我和妻子飞奔上一辆人力三轮:“师傅,去昆仑饭店。”师傅说:“嘿,昆仑可远着呐,您给多少钱?”我说:“甭钱不钱的,包您满意。”人力三轮飞快地奔向昆仑。当我们坐在拍卖大厅时,发现人出奇的少,拍卖延迟了半小时,人才多了一点。原来是京城的大雾,让许多参加拍卖的人都来晚了。我心里想,兴许能拣到“漏”。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漏”,竟是这件张大千的晚年代表作《云山图》!真是“惊回首”大千却在咫尺盈握处。
儿时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一本张大千的画册。偶尔在挂历上看到大千先生泼墨泼彩的精品巨制,深深地被大千先生的学贯古今、墨彩交融、奇异瑰丽的绘画作品而迷醉。大千先生的传奇故事,以及他超古迈今的艺术成就,多少次成为我心目中景仰不已的偶像。
儿时的梦做到了中学,终于用午餐省下的钱,买了一册印有大千先生绘画精品的明信片。那十张一组的明信片,在方寸之间,展现了大千先生早、中、晚期的名作精品。依稀记得印有敦煌人物、仿王蒙山水、仿石涛山水以及晚年独创的泼墨泼彩技法的画作。这些或仿古、或取自民间艺术精华、或别出新意开创崭新山水画风格的丹青巨制,仿若七彩的音韵,常常回荡在我后来的人生中。真可谓“梦里云山,何处可寻”。而大千先生的奇闻逸事,也成为我津津乐道的故事,说给儿时的朋友、中学的同学、大学的师友、藏界的知音。我真的成了他的崇拜者,用现在的话说,是粉丝(我认为是钢丝,更贴切些)。
《云山图》长:383。5cm高:102。5cm典型的张大千六十年代中晚期泼墨泼彩成熟时期的重要作品,画于美国,为大千先生胆结石病愈后酬谢知己曾履川之作。画用“大风堂”(大千先生的堂号专用纸,一种订于日本,为大千先生特制的纸张,泼墨泼彩效果最佳),长题七律一首,并长跋七十余字,通篇仅题诗跋就达一百多字,是大千先生同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铃印五方,分别为:“老懂风流尚可攀?”(阳文,刻印人为台湾湖南籍篆刻家曾绍杰);“已亥已巳戊寅辛酉”(阴文印,为近代篆刻家赵鹤琴所刻,是大千先生的生辰八字);“大风堂”(阳文,铁线篆,疑为大陆篆刻大家陈巨来所刻,曾为张善仔与大千先生的共用堂号);“大千父”(阳文,为大千先生自刻,篆法取自古代鸟虫篆,结合铁线篆法,工整且具装饰风格,是大千先生得意篆刻之作);“千千千”(阴文,取意“三千大千”或大千世界之意,也是大千先生自己的篆刻作品)。此五方印,前三方铃盖于右上角一方,右中下段及下方各一方,题诗及跋后铃二印,印迹清晰,印的刀法及风格经对比,系大千先生用印真迹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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