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训碑》临帖

 

    李邕（678——747），唐代文学家、著名书法家。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官至北海（今山东潍坊）太守，故又称“李北海”。因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昌），亦称江夏人。

    李邕生性率真耿直，不拘小节，敢于直言上谏，这种性格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官场中非常不利，《旧唐书》就记载，刚当上右拾遗的李邕在武则天面前的慷慨陈词，有人劝告说：“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邕答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但也就是这种性格使其一生屡遭贬谪，浪迹天涯。也许艺术天生就与灾难存有某种联姻，艺术史上许多杰出大家在生活上的悲惨遭遇和超人的艺术修养相共生的情形屡见不鲜，李邕不例外，虽然仕途坎坷，但其文却独步有唐四十余年，《唐书》称其“文名天下”，看其交往圈中的杜甫、李白、高适等歌诗高手，也可知其文之著。

    当然，引起我们更多关注的还是其书法艺术。对其书艺特色，董其昌总结的好：“余尝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现在几乎成书法评论界的公论。其书取法“二王”，又变更“二王”。宋《宣和书谱》云：“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如何理解李邕的“变法”和“笔力一新”，即临摹与创新的关系，可通过对《李思训碑》与《集王圣教序》的对比中察一二。

    《李思训碑》又称《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将军碑》，开元八年（720）书，现存陕西蒲城县，三十行，行七十字。此碑是行书书碑的代表碑版之一。碑版文字有墓碑、功德碑、纪事碑、造像记等，其文多以篆、隶、楷等书体完成，真正“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清钱泳《书学》）。

    李邕行书，以厚重稳实、强劲有力为特色，就整体艺术格调而言，《李思训碑》无论在用笔、结构、还是章法上都与《集王圣教序》有着明显的接承关系。

    一 用笔：以厚重取胜。所谓厚重笔法，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力度控制上的以按为主，以提为辅，这是李邕对王羲之的笔法改造。按多提少使点画肥厚、字形稳实，整体气息充满厚重扎实的审美意象，董其昌的“北海如象”大约由此而来。其二，对牵丝连带笔法的消隐，王羲之尺牍或《兰亭》、《圣教》，特别是前二者，对牵丝的使用时有所见，体现出细腻和精致，而《李思训碑》中的笔画之连接多为厚重的实线（当然与《麓山寺碑》相比，《麓》似乎更加厚重），所以有书家以为这是李邕学王的缺失一面，即厚重稳实有余，纤细变化不足。

    二 结构：多重心下移。王羲之行书的新巧，除了表现在妍美笔法与魏晋的质朴有别外，其体势的巧丽（多由重心上移而引起）也是重要的组成要素。李邕在继承王羲之结构重心上移的同时，更多的是把重心下压，从而表现出厚实、稳重、茂密的结构特点。在字形上《李思训碑》以欹反正，左低右高，错位强烈的特点也远远超过《集王圣教序》。

    三 章法：呈平整沉稳之象。《李思训碑》中的单字造型多呈独立样式，字字不连，沉静、稳重、平实、朴素是其外貌特点，这与《集王圣教序》亦如出一辙。

    王羲之行书笔法对后世行书笔法的发展起到了统领与指引的作用，特别是小行书笔法系列，后世学者各有采撷，李邕在继承王系书风的同时，在线条厚度的处理和重心下移方面又出蹊径，这给我们在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上面传来更多的启示。本身李邕书风对后世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从唐开始就有诸多大家脱胎于北海，如唐之张从申、苏灵芝；宋之苏轼、米芾；元之赵孟頫、张雨；明之祝允明、董其昌；清之王文治、何绍基等。

    正是因为《李思训碑》的厚重和强劲，往往是修正笔力纤弱之类极好的良药。为了达到训练目的，在临习李邕书法时，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关于工具。《李思训碑》线条刚直、果断，这类线性多由硬毫或兼毫表现出来，选软毫显然是吃力不讨好。

    其二，关于用笔、结构与章法。《李思训碑》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即一定要注意点画的力度与形态，要果断行笔，一笔到位，不可犹豫，线条以实为主，又有恰当的虚笔做调和，这一点极其容易让人忽略。在结构上《李思训碑》的穿插避让极尽能事，落落大方气格。因此碑结字时以欹反正，右肩有明显上抬之意，所以不可一味地惯性斜肩。正像《集王圣教序》在章法上因集字所造成的气息不畅之不足，按《李思训碑》固有的章法模式进行训练，也会形成板滞无味、缺乏生机的结果，为了纠正这个不足，也需采取间接临习其行书墨迹，求其笔势通畅，墨迹如《晴热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