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写的“文人书法”中，尚未写到乔大壮先生，也算是遗憾。但要论“文人印章”，乔大壮似无论如何也不能阙漏了。
乔大壮先生的书法，最最著名的一幅，无疑就是至今仍挂在鲁迅故居的那幅──“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这是一幅书房对，上款录“豫才先生集离骚经句”，下款未写年月，仅署乔大壮的名“曾劬”二字。查《鲁迅日记》，1924年9月8日就记有“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之”数字，即指此联。那时鲁迅自八道湾迁出在别处过渡大半年后，刚移居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不久，此联即挂在鲁迅那间被称为“老虎尾巴”的书房内。

      鲁迅与乔大壮是民国初期教育部的同僚，还有陈师曾。他们三人都趣味相近，故在教育部共事时，也时相过从，在鲁迅日记中，自1914年至1924年这10年间，陈师曾、乔大壮的名字是较多出现的“常客”，当然，陈师曾更多一些。相比较而言，乔大壮年轻，要晚两位十多岁，故谊在师友间。不过，以鲁迅之挑剔，能让晚自己一辈且才三十出头的青年书联，并张挂于书房而晨夕相对，除了他们的私交外，更看重的，是鲁迅认可他的书艺和人品。乔大壮博学多才，为人方正，早年游学京师时，在译学馆还是许寿裳的学生。我们都知道，许寿裳和鲁迅是亲如兄弟的挚友，了解了这一层关系，那么乔大壮受到鲁迅的器重也就顺理成章了。

      乔大壮出身书香门第，虽是四川华阳人，但先祖为浙江绍兴迁徙入蜀也，故和鲁迅、许寿裳也算有祖上乡谊。其祖父乔茂萱为清代官员，在蜀中颇有声望。光绪年间任刑部司官时，参与康梁维新变法，戊戌失败，六君子弃世，其祖父曾仗义为川人刘光第、杨锐收殓，名动京城。后乔大壮也曾有诗记之云：“莫问吾家收骨谊，荒山视息已凄然。”大壮幼年父亲早逝，承家学之渊源，故早岁即由祖父开蒙督教，少年时得成都名宿顾印愚先生授业，在经史、小学、诸子、文学及书法方面均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后考入京师译学馆（北京大学前身），专攻法文，直至毕业。此时的乔大壮已深得前辈学人朱孝臧、辜鸿铭的激赏，导师辜鸿铭更是赞他为通才，书法、篆刻、诗词、骈文、佛典等，无一不通，尤精于填词，有“一代词坛飞将”之誉。据云乔大壮词学宋人周邦彦，重法度，精声律，文句务求典雅深厚，潜气内转，力避撞韵……当然，那又是另一门专学了。

      至于书法篆刻，乔大壮也是颇具盛名。其书法早年受顾印愚影响，初学虞世南、褚遂良等唐人楷法，后又勤习智永真草千字文，中年兼习瘗鹤铭、郑文公以及二爨等碑，方笔取势，圆以取韵，秀逸清醇，寓刚于柔。而篆刻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当然家学渊源，以及他对书法文字、金石碑刻的爱好研究，使之对印章的理解和创作，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教育部和陈师曾共事时，篆刻也受陈先生之熏陶，而他自己则博涉诸家，于邓石如、赵之谦之后，更倾心于黄士陵。他取黄士陵之劲挺平正，用商周古器铭文入印，并参以古玺之简洁渊雅，使其的印作质清朴茂，有一种高华绝俗、迥然出尘的不俗气息。抗战时在重庆，乔大壮的书印艺术，尤其是在学人圈内，就深得赞赏。我们在乔大壮的印谱中，可看到章士钊、徐悲鸿、潘伯鹰、沈尹默等多方姓名章，皆为佳作。曾为乔大壮作传的潘伯鹰说：“余爱其所治印，朔乎古初，逮于今日，未见有过之者。”笔者尤为佩服乔大壮为沈尹默所治的几方印，也是沈尹老数十年内的常用印，那方朱文“沈尹默”，线条之劲挺、章法之谐畅、配篆之鲜灵、气息之典雅，均堪称完美，实乃不同凡俗之作。乔氏印章虽然是学黄牧甫，但并不全在黄牧甫之中，故李天马先生有评论道：“先生篆刻，融会两周，以金文入印，超然出牧甫古玺之外。”北京当时还有一位篆刻家寿石工，评论乔大壮的诗词文章和篆刻，曾咏以诗曰：“眉山词绪子山文，后起真堪张—军。更向黟山低首拜，清刚二字总输君。”这里“眉山”与“子山”，想必是指苏轼和庾信，分别是诗词和文章的大家，“黟山”不用说了，黄牧甫也。凑巧的是三位前贤都有“山”，乔先生可媲美于“三山”，然而，“清刚”二字，乔先生或许还略胜一筹呢。

      在重庆时，徐悲鸿就深慕乔大壮之学问艺术，特聘他为中央大学艺术系金石学教授。其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也聘乔为词学教授。所以乔大壮于中央大学一身兼艺术系和国文系两大教授，极为少有。据说徐悲鸿于乔非常看重，在乔大壮到艺术系上课的前一天，就给学生特地介绍说：“从明天起，我请了一位既大又壮的高人来给你们上课。”到了第二天，学生们看到新来的老师并非“高人”，既不“大”，也不“壮”，相顾愕然。显然，这是徐悲鸿大师与学生们开的玩笑，他所谓的高人，是指乔的才、学、艺，连他都佩服和敬仰，可见乔先生之高明也。

      潘伯鹰曾说乔大壮“自恃甚高，自绳甚严”，这是旧时学人所常有的一种认真、清高、不苟且的精神，我觉得有几个实例可说明乔大壮先生的这种高贵品质。乔大壮一生未参加任何党派，但他坦白真诚，心口如一。早年不满北洋政府的统治，离开教育部后，1927年经一位在黄埔军校毕业的连襟介绍，到南昌在周恩来、董必武等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回到北京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对家人说，革命者为了国家和人民什么都能牺牲的，我还保留那些祖遗田产做什么呢？说着就吩咐大儿子把所有祖遗田契全部销毁，并教育儿女必须靠自己自立，决不允许不劳而获。再有抗战后，白崇禧为蒋介石祝寿，特请乔大壮写寿屏，乔违拗不过，就写了含带讥刺的语句。白崇禧看了不舒服，想改几个字，但乔先生正色告之：“阁下是参谋总长，我是文学教授，各有一行。如果你可以改我的文章，那么我是否也可以改你的作战计划呢。”说的白将军一时语塞。
 

      抗战结束后，1947年许寿裳先生赴台湾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乔大壮追随前往，然而仅过一年，许寿裳就在台北惨遭戕害。随后台湾大学竟也未续聘乔大壮，乔于是愤然离台返回。也就是这一年，内战纷起，万马战犹酣。乔大壮亲历许寿裳先生被害、国内同胞又互相残杀，内心极为痛苦。1948年7月3日，遂独赴苏州平门梅春桥下投水自沉。行前写有《绝命诗》曰：邺下江东各献酬。为此题“白刘往往敌曹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

      我想，也唯有“自恃甚高，自绳甚严”的极严谨认真之人，方愿意做出如此极端之举。正是因为他们不愿苟且，才肯以生命换回自己的尊严。民国以来的文人如王国维、老舍、傅雷等，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