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往往定有润例，虽时尚变迁，现今明润例者反倒不多。然在民国时期，似乎为普遍。一般书于纸上，而篆刻家之印例则或见于刻石。

      润例亦称润格，一般书画家常请名家定格书写，不啻金字招牌一块，自是对名家效应的重视。而名家为人书写润格或与题写店招之类等视，却也不能随意草率，传之后世，名人手迹，亦为藏家所珍。

      也有自定自书润例者，篆刻家之石刻润例更以自刻者居多。尚率者有之，精工者亦有之，尤以篆刻名家精心刻制的润例为贵，盖名家刻印虽足可珍，自有相当数量或可求得，而名家石刻印例，难能有几方，又多为自用，不作售者，却教藏家何处觅之？
 

      海上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陆公平恕正衡先生，藏有吾师安持夫子陈巨来先生石刻印例二方，且形制之精美，刻工之醇雅，恐难有相匹者。吾与陆公交往甚频，曾数度展抚于掌上，承陆公美意，竟允拓数份，先师遗珍，情所系之，幸之何也。今年二月十五日先师逝世十周年，三月十九日又为先师九十诞辰，爰以此印例为引，略记数语，作为对恩师的祭奠与怀念。
陈巨来（一九零五——一九八四），浙江平湖人，其篆刻十七岁发蒙于陶锡若秀才，十八岁即拜其父亲的福建同事赵叔孺为师，遂奏刀不止，经六十春秋，刻印竟逾三万方，所作精能闲雅、圆劲醇厚、雍容而秀逸、工稳而巧丽，可谓肌肤神清、珠圆玉润，将工致传统一路印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尤以圆朱印而称雄一代。诚如台湾现贤、著名篆刻家和印学大师王北岳所论：“大体而论，昌老（吴昌硕）以拙厚苍茫胜，是近一代写意一派的宗师。叔老（赵叔儒）以典雅渊穆见长，是以传统的发扬与庚续为主。这一派自有妙造，陈巨来先生便是赵老门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佼佼者。他的细朱文和薄印，在三四十年代曾享誉一时。”赵叔儒特许其“圆朱文为近代第一”，一时名声鹊起，京、沪、皖、浙、粤、蜀等博物馆、图书馆相继委刻圆朱文考藏印，近代书画名家若张大千、溥心畲、吴湖帆、沈尹默、徐悲鸿等以及张学良、章士钊、吴梅等名流亦先后嘱刻名姓、收藏印及书画闲章等，乃至积件纷集，遂即订定润例。
 

      从一方印例上考之，为“庚辰三月重定”，则始订润例当在此（一九四零年初春）之前，时巨来年尚不过三十五岁，却已迈上了通向一代艺术大师的第一个阶梯。

      “艺术即人”，艺术是人的心性、素养和品操的自然流露，真实无伪，不可他欺，不类在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或经化妆，略掩原貌。
 

      吾随先师于其逝世前一年，但仅这一年的相处，我对先师的了解和感觉，就是这种人品和艺品的高度统一。
 

      先生为人清雅，乃清末大词人况蕙风之婿，又自能诗善文，《安持精舍印话》一篇，文简意赅、开论精当，是为印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所交皆名人雅士，施蛰存先生称“其为贞介绝俗之士”。

      先师为人率更，治印“人所有，不必有，人所无，不必无”。（《安持精舍印话》）一任天真，在生活中，嬉笑怒骂，不掩于色，独具性情。

      然而，在世风不正之时，率更往往会罹至灾劫，先师一生，数度迁谪，几经浩难，而却“夷然自若，默而不忤”。对此，这二方印例刻石，恰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左右）先师膺难于时，有门人王亦岑常往顾而受托留存原拓印稿等物。后王生亦自颠倒于世，不能自顾，遂将印谱等陆续售于陆平恕先生，其中便有此二方印例。以后王亦岑与陆公互结书画之谊，庶几，却又不知归向，以致音讯断绝。
 

      待得先师放归，一日踯躅于旧文物商场，恰遇陆公，陆公与先师交之亦厚，对其述及前事，诚以原物归之，先师却甚坦然，笑答还是仍请陆工为之保存的好。

      谁知，事过未几，“文革”旋风又起，陆公亦未免灾，家中所藏搜抄一空，待得天宇澄清，先师印谱一叠竟已石沉大海，不可复得，二方印例幸得收归，只是庚辰一方当时被“红卫兵”踩在地下，踏上一个脚印而挫伤了额角，赫然挫痕，却记下了这么一段颠倒的历史。

      幸好，除此之外，其他却完好如初。丙戌（一九四六年）一方刻有二面，一为一九四六年五月所定，一为一九四六年秋季再定，润例在短短半年之内加价一倍，不知是由于借件盈满名声更璨，还是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之故，从石下之印，注明“以关金计算”，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二面确齐，是为先师之号。

      至于刻石所书之隶书，诸公只需参读“曹全”、“张迁”、“史晨”等汉隶碑刻即能体会其文字之精美，自不必赘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