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3）

三、汉印的风格及“印宗秦汉”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印章自殷商时期萌芽，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延绵发展，及至汉代已历经一千多年。作为古玺印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的官私玺印业已成为一种范式，在不断沿袭中伴随着规范化的建构而展现出与时俱进的态势。如果说早期的古玺印以绚烂多姿的整体风貌而呈现出自由活泼的天性，那么以汉印为主导的印风则预示着传统印章从印式上进一步走向规范化与程式化。其规范体系的建构一直影响着之后中国历代的印风发展。

          从汉印范式的形成过程来看，西汉早期的印章与秦代印章有着一脉相承的特点。相比而言，先秦古玺印式诡奇多变、布局欹侧错落，具有恣肆纵逸的整体风貌；汉印的文字与布局则以平正、饱满、庄重见长，呈现出雍容典雅的仪态。在古玺印与汉印之间，秦代印章扮演着承前启后的角色，为汉印风格的逐步确立肩负了前期探索的重任。汉印在秦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古代制印规范整合成一种典型的风格特征和技法程式。规范的建立既是汉代印工的集体创造，又是一种民众审美的集中展现。对之后历代印人而言，深入学习汉印的规范与程式不仅有利于强化规范意识，而且有助于在艺术创新中得到形式上的统一与精神上的升华。这是明清以降印人遵循“印宗秦汉”的诱因。

         在“印宗秦汉”的思想指引下，模拟秦汉印章已成为早期文人篆刻家的基本学印途径。纵观明清篆刻流派发展史，其艺术实践主要由两大类型构成，即“印中求印”与“印外求印”。“印中求印”立意于在秦汉印中“求印”，将学习和模仿秦汉印章作为学印的唯一途径，讲求“出入秦汉，绳趋轨步，一笔一字胥有来历”。在“印中求印”的学习中，明末朱简等印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借助“切刀”模拟秦汉印章形貌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一方面“印中求印”的思想促使大批印人深陷秦汉印章的细枝末节而无法逾矩；另一方面过于局限刀刻表现，使得篆刻艺术在自我情性的表现中失去了多元展现的空间。浙派印人丁敬“思离群”的创作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丁敬在自身的创新中，不再亦步亦趋地因循前代印人的主张，而是在秦汉印的基础上力求突破和创新，在将朱简的切刀法加以强化和提升的同时秉承了“印从刀出”的理念，在刻凿方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入探索。“印外求印”创作思想的出现得益于清中期以降金石考据之风的盛行。清末印人赵之谦即是“印外求印”的倡导者和开拓者。在创作实践上，他对诏版、钱币、镜铭、灯鉴、砖文、刻石文字进行了广纳博取，突破了前人“印中求印”的局限，为篆刻艺术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浙派印风对“刻”的过分强调造成了印人群体出现了舍弃文字结构而将就“刻”的局面。这种“削足适履”的举动使浙派印人无意中弱化了对入印文字的研究。这是发展中难以规避的短板，使浙派篆刻如昙花一现，呈现出过早衰落的趋势。与浙派后期相对程式化的印风不同，清人邓石如独辟蹊径，以别开生面的创作实践为清中期印学观念的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以小篆文字入印，将婀娜流动的篆书融入到篆刻中，形成了借助印面表现书法美的独特印风。他以创作实践为“印从书出”的印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印宗秦汉”赋予了新的内涵。

        从丁敬、邓石如和赵之谦等人的创新成就来看，他们以写篆和用刀为突破口，在将篆刻艺术向前推进的同时形成了“个性化篆书”加“个性化刀法”的创作模式。而清代印人的师法与创作已不满足于对秦汉印章的简单模仿，而是强调篆刻的艺术性和独特性。这使得清中期以来的篆刻艺术与秦汉印章产生了显见的区分。但不能否定的是，“印宗秦汉”的主导思想一直是元明以降后世印人共同遵循与学习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