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后翁方纲第一跋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翁方纲时年58岁。此楷书结构紧密收束，用笔较坚劲，尤转笔方峻。与他在五年前即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的《虞恭公温彦博碑跋》相较，结体亦瘦长紧结，然用笔并不一味坚劲，而融入了虞世南的清婉，二者小有差别。另与翁方纲也在乾隆五十五年所书的《行书伏波岩题记轴》(故宫博物院藏)相较，虽书体狭长，然笔法圆浑厚重，转笔委婉。而《功甫帖》中翁氏第二跋同为行书，结字偏于扁方，结构不稳，转笔方峻，两者有较大差别。此外与相近时期的翁氏书迹比对，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摹石经跋》、嘉庆元年(1796年)所书《行书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行笔均丰厚，转笔圆婉，无峻刻之笔，与《功甫帖》中的第二三跋之行书差异甚明显。如果说翁跋的楷书与翁之真迹书风尚相类，那行书跋就距离翁方纲的书体相去甚远。再则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翁方纲”白文印、“宝苏室”白文印诸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相较，细处都有差异，故我对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颇存疑。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曾为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二位鉴定大师录入书中，都认为是真迹。张珩先生在《日记》(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文字中明言他看到的是影本，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影本应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印制没有现代印刷那样精致，能纤毫毕现，《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体又十分相合，张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他以后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二《晋隋唐五代书法卷》第323页里记载：“《功甫帖》一页，纸本小页，尺寸失记。”按语中谓：“《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而清末李佐贤在《书画鉴影》里著录《苏米翰札合册》，苏轼帖二札，一札是《刘锡敕》，一札是《功甫帖》;米芾二札，一札是《道祖帖》，一札是《章侯茂异帖》。李佐贤对此帖的评价为：“此册属成邸(成亲王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苏书尚完好，第二幅(即《功甫帖》)尤佳，米书前札(即《道祖帖》)已有漫漶字，后札(即《章侯茂异帖》)字虽不多却神采奕奕，有龙跳虎跃之势。”徐邦达先生文中没有明言他是否看到过《功甫帖》原迹，但记此帖为第二帖，似是从《书画鉴影》书中录来，而“极为神采”的评语也可能是看到影本后的印象。

　　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老师，我岂敢有半分不尊重之意。徐邦达先生每次来上海博物馆观摩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陪同，并认真作记录。2000年我还与钟银兰先生携带米芾《章侯帖》和黄庭坚《小子相帖》前往北京，向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请教，二位先生都鉴定为真迹，并写了鉴定书，尔后此二帖都被购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重要藏品。在此对《功甫帖》提出我的看法，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探讨它的历史真貌，一得之见，还请各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