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我是通过这截木头认识欧阳德彪教授的。应该是2006年春夏之际，华利带我去参观德彪的工作室。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截木头。当时的第一感觉是，真像啊！像什么呢？我未曾见识过德彪作画的模特儿，倒是像我似曾相识过的木头。
 

　　“像”是写实性作品独有的审美情趣，当观赏对象与我们十分熟悉时尤其如此。“像”首先是观赏者自我体验的一种认同感，甚至是自我期待的认同感。这截木头不仅曾经见识过，似乎也是一个标本：逝去生命的木头本该就是这个样子。表达“像”这种美感的词汇很多，如逼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神形兼备等等。这种审美体验也存在于其他的艺术形式。譬如，我们大多数人未曾见过毛泽东，但大都会对饰演毛泽东的演员评头品足：他演得像不像，好不好。这里，评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心中期待的毛泽东。再譬如，我们经常在反映同一对象的一组摄影作品中挑选出最好的图片。所谓“最好的”，无非是承载了我们曾经的美好体验，亦或是寄托着我们的美好期待。
 

　　“像”还包含着对艺术家的尊敬和钦佩。敬重也是一种美感。诸如灵堂庙宇营造出庄严肃穆，就是期待人们体验敬重或敬畏。艺术家与寻常人的区别，就在于艺术家拥有寻常人所不具备的手艺。这种手艺极容易在写实性作品中显露出来，你做得到，我做不到，所以我尊敬你，钦佩你，赞叹你。一截木头，能绘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当是有不凡的手艺。有年轻老师问我，如果像是一种美感，有摄影就够了，还要绘画干什么呢？殊不知，不断进步的摄影成像技术也是值得敬佩的，这兴许就是满世界哀悼乔布斯的原因。而且，即使摄影技术发展到今天，也不能完全取代绘画手艺。工业成像技术只是一种拷贝，而绘画手艺则是一种创造。退一步说，即使是批量生产的照相机，也有摄影师之间以及摄影作品之间的区别。用离散的笔触如千万个像素般成就这幅不留痕迹的连续画面，需要时间，需要激情，更需要寂寞，乃心血熬成。由此可以推断，德彪是一个手艺人，也是一个能够安静下来认真做事的人。
 

　　“像”是一种文化认同感或者个性认同感，与生物性没有关系。如果是一群人认为同一作品像什么，那一定是这群人有大体相同的经验和习得。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讲的就是这种审美现象。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里的“仁者”和“智者”是不定代词，意思是，有些人喜欢山，有些人喜欢水。而不是说什么人一定喜欢山，或者什么人一定喜欢水。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对某件作品有感觉，那一定是你有不同于他人的经验和期待，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讲的就是这种审美体验。
 

　　我对“像”的这种解释尤其是其中包含着的对艺术家的敬佩，可能源自于一种中国文化。中国人对有手艺的人、有本事的人更一般地是读书人都是十分尊重的。这种信念来自于20年农村生活的切身体验。1958年，父亲打成右派下放回老家。那份屈辱和窘迫非亲身体验所能言及。即便如此，父亲也能在被批斗之余，凭着几年私塾给他的那点文化从乡亲们那里体会到人世间的温暖。也许正是这点人生经历，竟能使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送几个子女上学念书，如今都能够自食其力。一般来说，在中国，读书人是可以活得比较体面的，除非你用自己那点本事伤人。然而悲剧在于，在特殊的境况下，你那点本事的存在本身，可能对别人就是一种威胁甚至是一种羞辱。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当官、傍官，或者隐遁逃离不一定是人品的低下或者个性的怪异，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安全选择。但这不仅不是对中国人尊重读书人这种文化的否定，而且还可以解释这样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同行是冤家，但另一方面，寻常人或圈外人对冤家的两边通常都是尊重的。
 

　　真善美通常是互相连接的。但这也容易使我们用外在的真善做审美判断，一件作品的美往往是因为它真或善。但欧阳德彪教授的《朽木》告诉我们，纯粹的艺术是存在的。这截木头没有生命，没有功能，没有价值，如果它不入画，甚至无所谓美丑，我们可以视而不见。《朽木》的美不在于它表达了什么，恰恰在于表达本身。它告诉我们，绘画本身就是美的。《朽木》应该成为纯粹的形式美经典。
 

　　正因为形式的纯粹和抽象，才可以为不同阅历的个体留下不同的审美空间。我曾建议德彪将《朽木》更名为《木头》，少一些情感取向，审美空间可以更广阔一些。于我而言，暖暖的色调似夕阳西下。暮色之中，一截木头静静地躺在那里，斑驳的树皮，岁月的裂纹，还有那颗生锈的钉子，仿佛在吟唱逝者的瑰丽。有时候，面对这截木头，老之将至的惶恐阵阵袭来，不寒而栗……
 

　　我常笑问德彪，还能画吗？他总是满有信息地回答我，可以！我倒不是怀疑他的才能和激情，只是在这个纷争喧闹的世界，画坛、乐坛、讲坛乃至神坛，到处都摇曳着红红绿绿的钞票，能静下心坐下来很不容易。真希望德彪不断推出新品，能够唤醒那些散落在钞票丛中干涸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