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激烈的作品。王克平的木雕在当时绝对挑衅，可比正面吐来的唾沫，没商量。马德升的小木刻粗砺而纯真，画自己在斗室画画，与民国左翼木刻神似。我记得凝视这张画时怎样感动，想起我正在美院磨素描，心里觉得可耻。

　　为什么我没参加?1980年美院老附中的孙景波、王怀庆拉我加入“同代人画展”，我从拉萨寄了速写去，但并不觉得入伙，后来聚会仍习惯说：“你们同代人”。我会交朋友，但团体的事情，向来漠然，习惯一个人。国中文艺圈可尊敬的团体或许不少吧，但我从未在内心轻微嘲笑过的，惟“星星”与“无名”。

　　设在798厂区的“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11月就要开张了。头一场派对是“’85运动”盛大纪念。很好，终于熬到这一天，不但国际承认，而且是在咱中国地面上以“国际”的规格，隆重承认。但是“运动”过去有，将来兴许还会有：不管什么运动，不管为了什么。而星星剧情很难再上演，除非全社会回到1979年。可能么?

　　而1979年的种种骚动与可能性，也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学院，野生动物濒临绝种了，除非归顺体制，哪来别的出口。这是进步与自由么?在下不敢说不是。但请明鉴：这是被恩准、被控制的伪自由。1979年的野种们血脉贲张，竭力证明自由是站出来抗争，不看人脸色，不靠权谋，不投机，甚至不是为了艺术。

　　“在野”一词早已不再被使用，或为煞有介事的暧昧词语——主流、非主流、体制内、体制外——所替代。惟1979年，“在野”二字确曾闪烁一时，获得真实的价值。那不是词语，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农民工，文艺圈哪来真的草寇?谁敢大庭广众朗声叫骂：“你们完了!就知道他妈挣钱!”

　　是在进步。无须叫骂的时代确实进步了。’85运动不是草寇运动，初也混杂、幼稚，继之彼此不服，彼此争功，但参与者大致是学院师生和部分开明的美术党官;要论起事的条件、规模、理论和目标，则’85运动远远超越在野群体，后者只管叫嚣，没理论，豁出去再说。终于’85运动开花结果，“走向世界”，在野群体闹了两三年即便息鼓四散，其中几位主角出国，是为涉外的婚姻。

　　不论星星还是85运动，近30年来各路闯祸胚子的暧昧空间与真正后援，来自“境外”，区别只在声援的方式与规模。1982年，著名星星女画家李爽刑满出狱随法国夫婿飞临巴黎，法国人在机场盛大欢迎：那场婚姻惊动了秦城监狱，也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谈判。2007年，则“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在中国的公开设立，是为西洋人就近拨弄中国艺术的大手笔，而’85运动的几位“元老”，早已在西方体制名单中各占一席。

　　总之，他们得到了20多年前想要的一切，在野群体呢，没事，他们无所谓成败——老栗有言：“重要的不是艺术。”对于星星团体，重要的不是成功。1979年他们在深宵的胡同里图谋举事，煮点汤面充饥，天亮了出去闯祸，一如印象派小子当初借个场子挂挂画，是为叫板，哪晓得有一天给请进博物馆——1979年曾有人将星星团体比作人家印象派，是的，可有一比：印象派起事，重要的不是印象派，而是有沙龙。同理，星星起事，因为有文革沿袭的全国美展系统，有文革后恢复的学院系统，有庞大的官方美术界。然而对应到此为止，此下、此外，中国在野群体与欧洲人无可对应。

　　从库尔贝、马奈到凡。高这三代逆种，生前始终是沙龙的强敌，身后被证明内在于历史的肌理与逻辑。文革10年所有少年逆种(包括诗人与作家)即便于70年代末冒出地面，也不曾获得起码的水土，休想发育，一如全国的民意表达，当年只是半截破烂的西单墙，而西单墙观者如堵，仅在1978年深秋到1979年春，属于历史过度疲乏，出点小事故，今之媒体后生谁知道西单墙。

　　那时，国家初度浩劫，百事待兴。文化废墟走出两群人，以两种方式向两种方向凝聚，并日渐分殊：一是学院再度成为学院，由文革的恶性混乱重归秩序;一是学院门墙外渴望表达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乱，迅即寻求表达。所谓“朝野”在1979年前后没有俨然分际：朝臣与逆种，如前述，有时是饭桌上的父子;星星画展得以过关，得助于两位官复原职的老右派：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北京美协主席刘迅;而星星成员啸聚游行的前科，虽据称公安局至今迄未销案，但那年中央美院学生会高高兴兴请来星星成员讲演，完全自主，不必申报，党员老师和部门领导也在座，与年轻人同样兴奋，我记得现场灯光昏暗挤满人，简直狂欢。

　　没有人预知将来。当年种种官方默认与草根自发的骚动，只为挣脱文革恶梦，不再压抑——30年后，学院群体哪料到繁衍成空前庞大的官僚行政系统，即所谓“体制”;在野群体也不知道自己拱开的缺口，催生了日后新文化形态之一，即广义的所谓“当代艺术”……80年代的故事说来太繁，反正直到90年代初，圆明园的日常剧情尚且是逃避警察的驱赶，而体制要到新世纪这才恍然明白当代艺术可资利用——70年代末仍是使用粮票的年代，党官与野种穿着同样破旧的中山装在食堂里攀谈，就国事与文化，想入非非：谁都“摸着石头过河”，对岸在哪里?何时并怎样抵达对岸?

　　如今我们已经停靠岸边，快乐地喘息：新世纪以来，本土体制、境外体制，以各自的“政治正确”与文化阳谋，合纵连贯，成功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年轻人的选择与回报无疑远远多于30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标准模式，任君挑选：考试，入党，或者交钱。游戏规则，则是体制内外的关系学与经济学，交相奏效，统称利益学。1979年的可怜讯息无不点燃艺术家的气血与妄想，今日全方位的讯息是教你趁早学乖——“上世纪”一度肆无忌惮的激情，一度边际模糊的文化版图，悉数成为古代的传奇。在新世纪，圆熟而明智的艺术家根本不需要马德升式的叫嚣。

　　1946年，人在巴黎的毕加索断然拒绝纽约前卫艺术家请他声援“艺术自由”的恳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没有值得对抗的学院艺术，这对现代艺术很不利。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在于它能否冲破重重障碍，”且慢!他所谓的“原则”与“障碍”在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今日中国的一切，平心而论，对现代艺术很有利，但他继续说：“艺术家一旦被认可，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