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1958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的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这种对社会、集体以及家庭、血缘的典型呈现和模拟是一种再演绎，是从艺术、情感以及人生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曾于1997年荣获英国coutts国际艺术基金会所颁发的亚洲当代艺术家。

   　杨澜访张晓刚

　　杨澜：晓刚你的这个画作2007年春季香港的索斯比的拍卖达到了200多万美金的高价，你听到的第一个反应说这个世界疯了，为什么?

　　张晓刚： 这句话是去年吧，就是春拍，纽约春拍的时候，当时他们准备要拍中国当代艺术品，因为是第一次，那个主办人，他说我准备把你的画标(价)到30万美金，我私下我还跟朋友黄燎原讲，我说卖得出去吗?30万美金，开玩笑，他说很难说，他也觉得悬，但他说，你这辈子肯定能达到100万美金。后来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毕竟跟我没关系。后来当天拍了以后，在现场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知道你的画卖了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说90多万美金。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疯掉了”。

       杨澜：那今年到了200多万美金就更疯狂了?

　　张晓刚：已经麻木了，说实话。

　　杨澜：你为什么说当你的画卖100美金的时候心里感到很踏实，等到卖到100万美金的时候，却觉得慌了?你慌什么呢?应该高兴啊!

　　张晓刚：一般人不太了解，因为做当代艺术的人是从决定开始做一个当代艺术家，实际上就做好了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这一辈子可能都要跟贫穷连在一起，可能就会不成功啊，或者是被人不理解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第一张画卖了100美金的时候，那是很实实在在的事。

        杨澜：那是哪年的事?

　　张晓刚：1989年吧，那时候是很具体的，可以解决两个月的生活费。所以特别踏实，我觉得我的画还能卖，我还能靠卖画为生的话，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所以，突然一下因为市场变化这么快，突然一下你的画在外面别人一说起来，是100万美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

　　杨澜：但是心里有没有一种高兴，就是说我的画的价值终于被认可了?

　　张晓刚： 这个是一个市场价值吧!可能艺术家更看中的还是一个学术上的价值，就是如果能卖100万肯定很高兴，如果不能卖100万，别人也说你的画很好，也很高兴。

　　杨澜：但是实际上现在价格飙的这么高的这一批作品是你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通过画廊卖出去了。

　　张晓刚：对对对。

　　杨澜：所以跟你直接的收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张晓刚： 没关系。卖到100万美金的话我当时拿到了大概5000美金。

       杨澜：心里会不会不平衡?

　　张晓刚：没有，这些钱该别人赚的。如果是为了钱画画，那可能现在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机会。你喜欢《天安门》，我就画它一百个《天安门》，那么我可以挣很多的钱，但如果我对艺术的理解是：我就是热爱艺术，或者我离不开艺术，那么我可能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杨澜：当时开始要做《大家庭》这个系列的时候，灵感是从哪里得到的?

　　张晓刚：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反省的一个人，到1991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反省我的艺术，按现在这种方式继续画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已经经历了很多时期了，那个时候国门也慢慢越来越开放，你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就在想我继续这样画，也可能就是一个模仿西方的人，一百个人里边的一个。那么如果成功的话，那也就是一个西方模仿的好的一个中国艺术家。你可以挂在可能第101张画后边。

　　我刚好有个机会，1992年就去欧洲，我就去看美术馆，把我学到的美术史的知识从头开始，从美术馆一条线看下来，看了三个月的博物馆画廊，看得想吐，看下来以后一片茫然。你真的到了国外以后，一看突然才能反应过来，你什么都不是。你这一辈子，可能用一辈子的这个时间你去努力，你都达不到那个……那个大师的水平。不是说你画不过他，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形成这个意义，你知道吧?因为他已经是大师了，你再学，你也就是一个学生而已。而且你不在他的文化范围里面，所以你就什么都不是。

　　我很高兴，当时很高兴，我觉得我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我一下觉得我有根了，你知道吗?

　　从国外回来第一个心态想看的是什么?就是天安门，我当时回来第一件事就跑到天安门去拍了一个照片，第二个想看的是什么?想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当时那些现在觉得这个是很可笑了，当时那个心态很真实，就老想去找我到底是谁?我属于哪?结果一看，看到了我父母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我就觉得这么一下很有感觉，一直以来，我的艺术是比较关注个人的东西，那我就突然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发现在那种很私密的家庭照片里边，你同样能够感受到社会对它的影响。

       杨澜：有一些公共表情。

　　张晓刚：对，它有一个模式，你知道吗?男的在哪边，女的在哪边。

　　杨澜： 因为都是那个时候，都是照相馆摆出来的，包括人的表情。

　　张晓刚：对，实际上也就体现了中国的一种审美的一种标准。这个审美标准是两重性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它的美学的这个标准，他觉得中国人应该长什么样就好看，所以把男的都要修的像女的一样。皮肤光光的，白白的那种。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意识形态的标准，就是你的人要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来。

        杨澜： 所以那个时候，你其实翻开整个那个时代的每个家庭的照相簿，表情都非常相近。

　　张晓刚： 对，后来我又看了别的，我的学生啊，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家庭的合影，我一看，感觉都是一个摄影师拍的一个家庭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在你最私密的那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那部分，同样也能感受到这个社会对它的一个很直接的一种影响。

　　也就是说一个公共的标准，和你私人的一种东西它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一种矛盾的关系。一下体会到这一点以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找到一个我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了。

　　我从小喜欢画画，我从四岁就开始画画，然后决定要做一个画家。要去学习画画的时候实际上跟周围的环境都没关系，就完全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到后来，最后一个月决定要考大学的时候，临时改，改了就考美院。

　杨澜：其实我们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当今天你的画被标到这么高价的时候，反而促使你会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我干吗要干这一行的?

　　张晓刚： 对对。

　　杨澜：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当初干吗要干这一行?

　　张晓刚：我觉得是，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想，我觉得第一是我真的喜欢这个艺术，大学毕业我决定要做一个当代的艺术家。

　　我的毕业创作就是开始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来画一种，当时必须画少数民族的题材，画一种现实生活的题材。但毕业以后，我拿着那个作品去找工作，找了三个月找不到，因为我们当时还不能自己找工作，是必须要国家分配嘛，统一分配。那分不下去，就在家闲着，闲着也就没钱。精神压力就很大，当时我跟朋友讲，像上面有三座大山压在头上。

    　杨澜：是什么?哪三座?

　　张晓刚：第一座肯定是这个工作的问题，第二座是因为跟家庭的关系比较紧张。我从十六岁开始跟我父亲关系很紧张，他们也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画画。

　　杨澜：父子之间发生最激烈的冲突是什么呢?

　　张晓刚：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是可能读高中的时候，我决定了要学画画了以后，然后我要钱，买材料，他说没钱，没钱我就很生气。没办法，吵架也没用，完了以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说话也很过分，我说你不给我钱，你又是我的父亲，然后我就没办法了，那不如我们去法院把关系了了，办了。社会还来管我，我还有钱，就说得很难听，但我后来也很后悔说这种话。

        杨澜：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在画布上，真的捕捉到一种形象，一种方法，然后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面貌的时候，你的心情有多么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