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哪种舶来品能像公共艺术这样，在中国呈现出如此丰富驳杂的景象。由于本身内涵的无共识和外延的宽泛性，又在特殊的国情和氛围中生长，难免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特色”和现实奇葩，在此基础上对公共艺术的治学只会治丝益棼。当下，公共艺术在中国，无论实景建设还是学界声音都呈纷扰之势，在不同的维度呈现出了诸多矛盾和对峙：

　　1) 公共性——艺术性

　　公共艺术研究者赫尔德•哈恩(Hilde Hein)认为公共艺术都是按照“现代主义艺术原则与美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而现代主义意味着精英主义美学和严谨的艺术自律，是小众的艺术。但当代公共艺术理念萌生于后现代背景，即艺术从殿堂化到生活化，是对阶级的叛反，彰显了公众对民主参与和空间权力的诉求，体现了大众意志。可见，公共艺术先天就携带着矛盾的因子，归纳起来就是，从历史发展看是美学到社会学的过渡，客观形态要求上是美学与社会学的并存，这是对当代公共艺术的“刁难”，也引出了公共艺术最基础、最本质、最核心的矛盾——对于一件公共艺术作品而言公共性与艺术性的比量到底如何分配?这就是著名的“公共艺术悖论”，也是公共艺术研究的最大难点，当然也可以说是导致当前浑象的根源。当下太多的笔墨都在争议公共艺术应该是服众，还是鼓励新锐和个体观念表达?但客观情况永远是迎合与妥协的公共艺术和过于前卫的公共艺术都不会是很好的公共艺术，无论是彻底服务、半服务，还是不服务的姿态，其中的比值与标准是难以衡量的，这涉及到复杂的创作方法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个悖论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只会沦为无聊的辩证游戏。按照刘悦笛的说法“当代的公共艺术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走出现代主义模式，从而寻求一种回归生活美学的新路，由此再来重思公共艺术的美学定位问题”，意思是从“生活本体”和受众的角度来破局，这的确是充满新意的一条路线。但笔者认为，受囿于观众的整体质素和认可口径的杂乱，这对当前公共艺术的认知茫然化和现实乱象没有实际解决意义。

　　2) 西方土壤——中国国情

　　公共艺术是西方多元语义下的生长物，与欧洲城市理念共同成长，在封建城邦时期就能寻捉到因子，是有根脉和理性递演可寻的。在经历了完整的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转向后，它们的机制和公民精神已经培育到位，所以公共艺术在西方呈瓜熟蒂落之势。在中国，这个条件是缺失的。相较于硬件，软件是无法短期配套成功的。先天残疾带来的是后天的超越式弥补和依葫芦画瓢，所以，并不局限于公共艺术领域，很多“舶来品”的本土化往往闹出貌合神离的笑柄和苦涩，演变为“中国特色”。这种东西方的畸形对比已经被太多学者所痛吁，孙振华说：“国家的权力一旦遮蔽了社会的力量就会带来公共性危机”，鲁虹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在中国并不存在，蒲鸿强调公共艺术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和“虚假繁荣”，金晖认为中国还处于“公公艺术”和“前公共艺术”的层面，孟彤说公共艺术的学院教育是“学科泡沫”，等等，这些言论都源于对制度和国情的深思以及对公共艺术嫁接化的警惕。很多学者也提出了改良建议，比如公共艺术立法，成立公共艺术委员会和公共艺术“中介结构”等，但是局域制度的创建和有效发挥是需要一系列配合设施的，如果依仗当前的国民素质和宏观背景，一切并不乐观。路毕竟要走，如何在这样的客观现实层面下出发，成为一种必然关注。

　　3) 社会学、政治学——艺术本体

　　“公共艺术的基础之一，是公共空间的政治诉求。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概念，它体现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对公共空间民主化进程的需求和对公共权力的重新审视。”“公共艺术既不是装饰，也不是纪念，而是通过对某种空间组织给大众交流提供一个环境，促进所谓公共空间的形成，是一种社会、文化、艺术上的空间，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公共艺术是城市综合体的一部分，公共艺术起到的作用就是增加城市的魅力，提高城市本质的视觉认知。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完整的表达系统，城市的视觉认知、品牌和内在魅力需要它来呈现。”“公共艺术家的言说对象是公众，言说目的是公众的利益，言说的主题应当是关于公共社会的问题。他给大众提供了一个透过其艺术作品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审视人生、社会和审视人类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认知的价值定义和思考。”“公共艺术首先必须关怀社会核心价值，必须通过舆论引导批判精神，应该能对艺术作品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批评性的分析，体现社会的诉求，吸引公共的参与，崇尚多元文化、多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因此，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共艺术体现着这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民主与自由的程度。”“公共艺术在民众生活中扮演着教育礼仪、游憩、休闲、冥想、追忆、欢笑和对话等多重角色”……

　　总结中国学者对公共艺术的学术探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每个学者都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领域出发进行阔论，结合自己的专业旨趣进行契入和表达，本身没有问题，但大都戛然而止，不知终始，总归给人偏颇的和票友谈感想的印象;其次，大量集中的围绕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哲学等角度进行谈论，鲜有对美学和艺术本体的分析，以及整体的审慎严谨的归纳。这些理论是高屋建瓴的，是不可小觑的，但问题是，我们谈的太多了!每个人讲的都很有道理，但太有道理就是没道理，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类似一个人在张嘴吃饭，嘴巴没停下，肚子却照样饿，嘴巴越说，肚子越饿，谈到最后依然是约等于零。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境，需要宏观理论的点拨，但更需要具体的对艺术本体的研讨以及对艺术落地具备真实和积极指导作用的论调。

　　北京大学教授翁剑青总结说：公共艺术是以政府支配的专项资金所支付的，建立于公共空间且具有某种公共性的艺术作品或艺术方式，公共艺术由专业艺术家创作或由公众参与创作，并会由于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特性、文化资源及政策条件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方式、不同形貌和不同的内涵，而非某种既定的艺术样式与内涵的复制，亦非时尚的流行艺术或纯粹的商业性艺术的模仿与炮制。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的范达明经过自己的推演论证认为：公共艺术就是处于公众可不受限制地自由流通的公共环境之中并与该环境相协调、以诉诸公众为目的并为公众所认可、所接受的长久存在的造型艺术。这些言论未必精准，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三位一体”的公共艺术研究声音——从“宏观理论审视”“公众客观需求”“艺术创作方法”三个角度的总结分析，而非片面的单边学术行动，警惕学术浪费。

　　4) 城市雕塑——具备公共性的当代艺术

　　理论上，公共艺术的表达方式、创作语言和载体平台是不受限制的，理应激发出各种式样与纷呈局面，但在中国却呈现出一个尴尬的面貌，就是单调和贫瘠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公共艺术百花齐放、佳作频现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中国大陆很少看到惊艳的、令人拍案的公共艺术作品，却集中的不谋的呈现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城市雕塑，另一类是“展览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其实就是具备公共性的当代艺术和实验艺术。前者本质上是“前公共艺术”时代的产物，以象征性、纪念性、宣示与叙事性和纯粹形式感的艺术语言为主体，在历史上绽放过光芒，释放过积极作用。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们的眼界和信息量是干涸的，随着个体意识觉醒和改革开放程度深化，需要视觉凝聚物来归化人们的存在感和填充心灵的艺术版图。显然，传统的城市雕塑的精神语义已经与今日社会的精神生活需求脱节。现在“城雕”一词几乎沦为贬义，成为品质低劣的代名词。人们总说今天的精神文明没有跟上物质文明发展的步伐，城市雕塑作为精神外化物成为首当其冲被责怪的对象，也是公共艺术口碑恶化的罪魁。笔者认为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制度对艺术创作的禁锢，一方面是从业者本身的创作水准问题，另一方面这已经演变为一场大型的金钱利益循环游戏。段海康总结的很精辟：设计者往往为了将这个事情做成，人为地赋予了这个雕塑很多的含义和意义，中国这几年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很多时候不是观众看不懂，而是观众看懂了但做的不好。

　　另一类，笔者称之为“展览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它们在宣传和名号上都标榜着“公共艺术”，但深窥其中，都是当代艺术的方式方法和运行机制，这类“公共艺术”具备浓郁的展览气息和艺术家标签化，给人的印象是，艺术家的方案顺利实施与否才是第一要义，公共空间、公民大众和公众福祉成为辅佐艺术家观念表达的陪衬。公共艺术在某些情境下也需要策展人，但这个“展”的时效和功效是有说法的，“展”并不是目的。这类作品横行于各大双年展、艺术节和驻场项目，动辄“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名号，除了体量规模和空间性的延伸，我们看不到这类艺术与当代艺术的任何区别。正像周博所语：“尤其是当中国的当代艺术越来越被金融化、时尚化和媒体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这类公共艺术所提供的价值对于塑造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是否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抑或说，他们只是在一种高调的自言自语中，以公共艺术的名义不断重复的完成一个个艺术个体的名利场逻辑。”例如，上海浦江华侨城的“OCAT十年公共艺术计划”，精英为先而非公民为先，培育公民艺术修养为口号却自我观念为主导，可持续化、有机化为目标却不惮物质铺张，挂羊头卖狗肉，恐怕那些艺术家自身也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噱头味。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持续时间超长且存在于公共空间之中的当代艺术展，就认定其为公共艺术。这种当代艺术涉入公共空间的实验探索或许具备一定价值，但过于高调的姿态使之明显的言过其实，令公共艺术的乱象更加落人口实。

　　5) “泛公共化”——“无公共化”

　　何为“泛公共化”?一方面是名词概念上的无节制制造、衍生与滥用，另一方面是内涵上的盲目衔接和“想当然所以然”的学术残疾。

　　首先，在名词概念上有“当代公共艺术”“城市公共艺术”“广场公共艺术”“园林公共艺术”“公共装置艺术”“公共设施设计”“公共环境艺术”“公共景观设计”“公共雕塑”等等;在内涵上，不断制造混淆和理解烟雾弹，比如将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与画廊、公共审美普及教育、公共化的艺术收藏和公众的艺术消费等，都笼称为公共艺术。

　　很多学者姿态麻木而随性，没有经历深刻专业探究，却行文化僭越之实，人为的将公共艺术界限进行了无限拓展。邱志杰有过一篇大论：“既然意见表达是公共空间的核心，公共空间不但是物理性的，更是心理性的。公共艺术就必需从狭隘的雕塑和壁画的范畴向外扩展，这种变化在中国已经开始发生，如景观装置、环境艺术、城市家具等也开始被看作公共艺术。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共艺术还应该从视觉艺术向外扩展，社区戏剧、教育、集会、节日庆典、礼仪活动等等，所有具备社会组织和公共交往能量的工作都可以成为公共艺术。我们要更多地把临时性的、动态的、功能性的艺术活动纳入公共艺术的范畴……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可以是一次市集，一场游行，一场演说，一座幼儿园，一座图书馆，一个广告牌，一种月饼，一次播映，一把椅子，一辆车，一个人”，中央美院的余丁认为互联网艺术也是公共艺术，艺术家吴秋龑把产生了公共作用的电影归类为公共艺术，甚至在某年上海的一个公共艺术论坛上，诗人、诗歌翻译家树才认为诗歌就是典型的公共艺术。

　　笔者想问的是，如此以往，还有什么不能够称之为公共艺术呢?当所有的艺术都是公共艺术的时候，公共艺术本身以及“公共艺术”这个指称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不仅仅是文学措辞问题，很多人错误的把当今具备一定公共性的文化现象都理解和归纳为公共艺术，或者用当代艺术思维去理解和推测公共艺术。此公共艺术非彼公共艺术。与“泛公共化”形成反讽的是“无公共化”的存在，愈“公共”却无“公共”，都大谈“公共”却都说不清“公共”是什么。过分的滥用和挪用，误导了公众社会对“公共艺术”的印象认知，纵容了行业人员创作上的惰性，顺应了大众文化的娱乐和快餐性质，深陷于消费主义和市场逐利的泥沼，对真正的公共艺术是一种冤损和伤害。

　　6) 物质浪费——拉动经济

　　公共艺术的核心目的并不是经济层面，它没有这样的义务，却有这样的权力、优势和功能。纵观全球公共艺术，为作品伫放区域带来多方位积极改观的案例屡见不鲜，总结一下，一类是大型的地缘标志，是地方归属感和精神象征的物化，促进了旅游和人流集中，明显的带来了经济活力，另一类，具备一定功能性的互动装置和构筑物，带来了积极健康社区生活，寓教于乐，具备公益性和募捐特点，还有一类，是清新雅致的街头小品和主题性清晰的商区艺术，是对都市空间的有益填充，间接的促升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就是说，如果从“地方重塑”的期望出发，公共艺术就不仅是“审美福利”，而要向“审美价值”乃至“审美财富”升级。

　　但中国的很多公共艺术，本着良好的初衷，打着促进地方发展的旗号和提升地方经济魅力的名义，却不惮物质浪费和成本挥霍，往往建成之后就撂下不管，似乎就意味着“公共艺术”已经完结，满足于一个个敲钉子似的伫立快感，完全不顾及综合效果和连绵反映。公共艺术为谁负责?我们有行政意识和投资方意识，也不缺少艺术家意识，却忽略了公众意识和福祉意识。批评家佟玉洁说：“当代社会中多元化的价值观的存在，消费时代的商业利益和人的本能的契合，社会大众对文化的认知水平，高雅文化或者高级文化形态的缺失，社会价值引导方面的局限，都让我们的社会文化形态呈现着一种混乱而又无法自知、无从自觉的情形。这就促成今天的所谓的城市公共艺术在表现形态上的幼稚、离奇、荒诞不经和不知所云，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于文化人格的自我贬低。以城市雕塑为代表的公共艺术的发展情形如同公共艺术的主要代表即建筑环境艺术被粗放型商业投资性开发所造就的粗制滥造、风格雷同、不可回收型的一次性工程，显露着金钱的光泽和散发着铜臭。”

　　7) 广义说——狭义说

　　对公共艺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双层描述是非常普遍的界定方式。但是广义到底是广到何处，狭义是如何狭义，其实也没有固定的说法，经常广义之中还有广义，狭义之下还有更狭义，任何一种定义相对于它的上围而言都是狭义，相对于下围就是广义。最广义的说法是，所有存处和发生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形式都是公共艺术，比如建筑、电影、歌舞剧、行为艺术、公共设施，产品等等，非常超限，这种观点其实是对公共艺术很粗陋的理解，只是将艺术与公共空间机械构成在一起;还有一种广义，开始强调公共性和有效性的发生，开始把公共艺术作为独立的特殊现象作为研究了，但并不囿于具体形态和表达;有的坚定的把公共艺术定位在美术和设计艺术学范畴，比如雕塑、影像和景观设计等，且是狭义;再往下推演，更强调物质性，归缩为视觉造型艺术品。殷双喜认为：“广义的公共艺术，就是在公共空间中让艺术的呈现能够为居民、老百姓们提供提升生活品质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正面的甚至是一种美化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狭义的公共艺术比较接近一种知识分子在社会空间中间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和精神表述，这方面往往是一种批判性的意见。”这是非常学术化的总结。笔者认为，广义和狭义的说法已经过时，二者的对峙说明了学人对当前公共艺术理念发展的不敏感和对社会现实进度的漠视。公共艺术的基因决定其必然是积极意义的，积极就意味着摆脱成见的，在理念上具备激进性的，也就是说，公共艺术必须是往狭义化方向走，必须是清晰的，有所指的，拒绝混淆和无节度的“攀亲戚”，唯有如此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公共性服务功能和社会认知意义上的整体价值，才可能不辜负自身的使命与旨归。

　　综上，公共艺术在中国呈现出了丰富的矛盾性，制造了繁杂的对立面。这些乱象和客观存在，却又是一种贫瘠的表现。公共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已经进入了瓶颈，没有出现更积极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实践领域也危机四伏。整体气象被行政意志和消费主义冲的七零八碎，被俗浅的大众流行文化牵着鼻子，被道场化的当代艺术浪潮裹挟，沦为一道砧板上的鲶鱼，一道人用人挪的妆点，其应有的人文光辉和巨大的社会功用被遮蔽。积习和惯性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此以往，中国公共艺术的未来很难看到新意。针对中国公共艺术的矛盾化背景和本土化危机，在研究思路和实践探索上必须重新定位，打破循环性的死局，否则公共艺术依然具备糟乱的印象口碑和处于意义不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