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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忆赵宝煦老师对我的艺术活动的关心和支持

2013-10-18 10:20 来源：未知作者：admin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于2012年1月21日在北京逝世。赵宝煦教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改革开放后，在北京大学主持政治学专业的重建，是中国当代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祖国培养了大量的政治和外交人才。赵宝煦教授于教学之余，喜爱书画篆刻。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热情地关心和支持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等的艺术活动，对他们以后的艺术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刊发白谦慎先生为北京大学编辑的赵宝煦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写的短文，寄托对这位前辈的怀念。 ——编者

忆赵宝煦老师对我的艺术活动的关心和支持

白谦慎

文化大革命后半期，国内的政治情况相对宽松，艺术教育活动在各地、特别是主要城市逐渐恢复，我在上海从几位老先生学书法。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后，我把这一爱好带到了北大。1979年春，赵宝煦老师知道我有这一爱好后，曾几次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书法和篆刻。在当时，从学校到系里，大多数的领导和教授都希望学生们珍惜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学习机会，巩固专业思想，抓紧专业学习。可我却偏偏碰上了一位对我的艺术爱好十分支持和鼓励的国政系系主任。

赵老师自己就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祖籍绍兴文艺传统源远流长，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就是书圣王羲之在会稽郡写的。赵老师少年时在北京从师学画，四十年代到昆明入西南联大，发起并主持阳光美术社，邀闻一多先生任指导教师。而那时，赵老师正是联大政治系的学生。

20世纪70年代末，北大还没有学生书画社团，但是却有一个由教工组成的燕园书画社。在赵老师的介绍下，中文系78级研究生曹宝麟、图书馆系78级本科生华人德和我都参加了燕园书画社的活动（包括展览和聚会）。那时，北大的老教授中擅长书画和收藏书画的还不少，赵老师不但曾经带我们去拜访季羡林先生，观赏季先生的书画印章收藏，还安排我和华人德兄拜访了魏建功先生。在校园外，赵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中央美院的副院长朱丹先生、《文艺研究》的编辑闻山先生、中央美院的学生徐冰。现在想来，赵老师当年介绍我认识文化艺术界的前辈和同道，实际上是希望我能利用北京独特的文化环境，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

由于喜欢艺术，赵老师收集了不少的艺术书籍和刊物。他对年轻人总是很慷慨。文革初期，他曾把自己收藏的一套珍贵的艺术杂志和木刻工具送给了和我同龄的徐冰，对徐冰后来的艺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在北大读书和后来留校任教期间，赵老师也曾多次送给我艺术书籍。知道我喜欢刻印，他送给我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精印的齐白石印谱，这本印谱当时市面上已买不到，即使能买到，价格不菲。1986年出国留学后，搬过无数次家，书籍散失了不少，但这本印谱却一直珍藏着。

在国政系，赵老师是教授，我是本科生，是师生关系。但在书画领域，赵老师更多地把我作为一位晚辈同道。他有时会把自己的诗作用毛笔抄录后送给我，而那时他用的印章，很多是我刻的。本科快毕业的那年，我到中联部实习，赵宝煦老师嘱我将他写的两首旧体诗以小楷抄录，奉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先生雅教。对此，李一氓先生很高兴，还特命我为他治印两方：“一氓吟草“、“一氓八十”。李一氓先生在晚年题字时，经常用这两方印。有一次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座谈会，李一氓先生还专门提起，现在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还有喜欢书法的，可见印象颇深。

1990年，我离开了政治学界，到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艺术之于我，从业余变成了专业。赵老师知道我的决定后，不但很理解，而且十分高兴。90年代初，赵老师到美国访问，还专程到耶鲁大学来看高峥（赵老师在国政系的研究生，时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和我，并在寒舍下榻。灯下夜话，当代政治外，最多的话题还是艺术。我到耶鲁后，学业开展得十分顺利，这当然和我进入北大国政系后，在赵老师鼓励下，坚持艺术的研究有关。

今天在回忆三十年前和赵老师在艺术方面的交往时，一个过去不曾认真思考过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中：赵老师的艺术爱好和他所从事的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学）之间有关系吗？记得大约在1981年或1982年，赵老师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旅美期间，赵老师托人带信给我，送我一张他在伯克莱拍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张山水画。空闲时，他依然赋诗作画。在美国，赵老师除了研究和演讲外，和美国的学界有广泛的接触。一位政治立场相当右、对美国政府的中美关系决策又很有影响的美国资深教授和赵老师的私交居然还很不错。而正是在平时的交往中，赵老师向西方学界阐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当时中美之间的接触、对话、理解远不及今天。赵老师能够做到这点，很为大多数国内的同道们所称道（据说也有人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当年赵老师能够和美国学界持各种立场的学者进行广泛的对话和沟通，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风度。借用今天时髦的说法，赵先生的这些个人素质，应被视为中国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下半叶，清朝首位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英国目睹了英国朝野向外国使节展示他们的艺术和艺术收藏。郭嵩焘还提到，在日本使馆中，有专职的画师，为来访的外国官员和使者表演绘画。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为“郭大人”的中国近代第一位使欧外交官，也在一些场合当众赋诗挥毫。从这点来说，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的展示和较量，早就存在了。如今，中国正面临着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和艰巨任务，赵老师的文艺素质，就更显得可贵了。

离开政治学界至今已有二十一年了，但永远都不可能离开的，是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拙著《傅山的世界》中文版（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问世后，我嘱咐出版社在第一时间把书寄给赵老师，向他汇报自己在艺术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每次去北京，都会去看赵老师，谈政治，论艺术，三十多年前在赵老师的办公室里就已开始的对话，还在持续。而我目前的主要研究课题，正是晚清政府官员的艺术活动。正在写作的一篇论文，题为《晚清涉外活动中的书法》。不难看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赵宝煦老师对我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十年前，赵老师八十大寿时，我曾书《论语》句“志于道，游于艺”来概括赵老师一生的事业和爱好。值此赵老师九十华诞之际，再择《论语》句为赵老师称觞：“仁者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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