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法在许多学科的研究中普遍被采用。

　　书法艺术的比较研究，是一种新颖的、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它能够打破时间、地域、流派等方面的限制，纵横交错，在微观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宏观把握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这种书法研究方法的开创者，就是当代著名书法理论家、书法家祝嘉。20世纪60年代，祝嘉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毅力，写出了一系列书法比较研究的论文，如《论“汉三颂”》、《论“南北二铭”》、《论“二爨”》，方法新颖，资料详实，结论准确，标志着书法比较学的诞生，开辟了书法研究方法的新天地，推动了书法理论研究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笔者从三个方面概述祝嘉开创的书法比较学，以期抛砖引玉，恳请专家指正。

　　一

　　祝嘉重视比较对象之间有“可比性”，也就是说重视这些对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性，在某些方面是同类的——这是开展比较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然后，从共性中寻找个性。共性包括的范围很广，例如书法作品产生于同一时代或同一地域，书体、用笔、风格相同或相近；取法相同的几位书家或作品，书风相近等。个性则表现为同一时间由于地域差异而呈现不同的书风；同一书体由于时间、地域差异在用笔、风格上有区别等。只有存在“可比性”这一先决条件，才能去深入探讨作品的共性与个性，从而为揭示规律性的东西打好基础。

　　祝嘉在《论“汉三颂”》一文中，把汉隶中的《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三颂”相同的地方有：“均为成熟的汉隶；作品完成的时间相距不远；三者都是因山刻石，为摩崖之作。”在这样一个相同的大背景下，祝嘉一步步地从微观到宏观对其书风作全面的比较，最终得出结论。而《论“二爨”》一文，论述的是同出于云南的六朝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虽在两个朝代，但是相隔不过53年，时代也很相近”，二者虽同为魏体，但用笔、书风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论“南北二铭”》则把风格相近的《瘗鹤铭》与《石门铭》放在一起，“其结构布白，疏宕飞动，劲健超秀，大小、斜正、长短参错其间，出于天然，极变化之妙，是其相同处……且都是摩崖之作，同时代之作，故合而论之。”

　　现在，书法理论界的许多作者受这一点影响很大，他们坚持把具有“可比性”的东西进行比较，从比较几件同类型的作品发展到书家之间的比较，得出了更多、更新颖的结论。

　　二

　　祝嘉在比较研究过程中，把比较双方或几方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从用笔、结体，到书风的全面比较，重视微观研究，对作品了如指掌，经常从碑文中双钩出有代表性的字例，不惜用大篇幅细致、准确地论述，从共性中找出个性，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做好准备。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既要继承传统，又会受到他所在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就必然显示作品中共性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书家自身价值的体现，则是创造出有个性的作品，这种个性就是与他人的差异性，揭示差异性就能挖掘出书家或作品的创造性，从而丰富书法艺术的内涵和表现，为研习书法找到一条光明的大道——这是祝嘉开创的书法比较学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以《论“二爨”》一文为例。“二爨”即《爨宝子碑》（刻于405年）和《爨龙颜碑》（刻于458年），同在云南。由于南朝禁立碑，故碑刻甚少，“二爨”更显其价值。祝嘉一生受碑学影响较大，而且对“二爨”之间存在的共性是“第一是在于善变化上，没有不善变化的”，这是六朝法书普遍存在的共性。“其次是画象钢铁，入木三分，是用全身之力写的。用方笔多，结字多紧密，隶书笔意也多，”“‘二爨’都在云南，虽在两个朝代，但是相隔不过53年，时代也很相近，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写的。”然后，从用笔、结体、书风上探计个性：“《宝子》全用方笔，《龙颜》间参用圆笔；《宝子》结体多方，《龙颜》结体多扁；《宝子》笔画粗细可以说是一致的，《龙颜》则肥瘦并用；《宝子》寄巧于拙，《龙颜》则多用巧；《宝子》字大小不等，《龙颜》字则大小几乎一致。”为进一步论述，祝嘉从《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中各举40个有代表性的字，围绕上述论点，从微观作细致的分析。如《宝子》中的“宝”字：“宀方整像屈铁，下面‘玉’缩小而‘人’伸张到外面去。这里是用巧的，和上下之用拙，互为照应；——就是说上面的‘宀’和下面的‘贝’一味方整，以拙取胜。上面很大而‘贝’又很小，使其跌宕变化，拙中有巧，以呈其妙。字的佳妙，是很复杂的，但是一切都建筑在‘笔力惊绝’的基础上，笔力软弱，则一切都表现不出来”；“‘子’字，一用隶法，一横波磔尤为显然。钩画斜弯，但整个字来说，却是很平正的，这是熟而生巧。操笔极熟，笔力极健，才能达到这个妙境。笔画少的字，往往难于结构，而是直画斜钩，横向上拂，就见其中正稳实了。”《龙颜》中的“‘字’字，两点都做三角形，纯为方笔。‘宀’的左画用点，是《龙颜》的一贯作风，和其他碑不同。下面‘子’字依常理，上面一横应和‘宀’的横一致——平行，而却反其道而行之。一钩也不向上而反向下拖去，像写行书，也是其特点。‘宀’的右钩，不像《宝子》之垂直而且长，但也不算短。全字的异点，还是在于‘宀’和‘子’的横不平行上。人所不敢为者而该碑的作者却敢为之，反觉其有致了”；“‘源’宇，上面说过，《龙颜》结体多扁，‘源’字也是扁的，它的结体疏密很均匀，但又不同于唐以后的均匀。它下面的三点就是一大变。字体很端正，加以三点的稳重，就更安若泰山了。其笔画的坚强，固是它的所长，加以熟练的手法，更显奇观了。”这种微观研究方法在祝嘉的论文中普遍被采用。

　　三

　　事物之间的异同，有现象的，也有本质的。科学的书法比较研究，不是仅限于单纯地、机械地罗列一些表面的异同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分析原因，从共性中揭示书法这一矛盾的普遍性，从个性中阐明特殊性，从而达到更深入地探索书法艺术发展规律的目的——这是祝嘉开创的书法比较学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比较才能谈得上有深刻意义的比较。

　　通过比较研究，祝嘉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第一，关于书法学习门径、学习方法的提示。“如学‘二爨’（六朝碑都一样），第一要学其善变化，第二要学其笔力惊绝。初学求其像，继求其不像。求其像者，就是说要入其框框之内；求其不像者，就是说要跳出其框框之外。”（《论“二爨”》）“‘二铭’全文固可以各自比较看看，也可以二者比较看看。二者都善于变化，但都不相同，各有各的变化方式，各有各的妙境。学者综合而研究之，融会贯通，当有很大的悟入。再加以执笔、运笔的熟练，腕力臂力的坚强，不患不能跳出古人的框框而自辟康庄。”（论“《南北二铭》”）

　　第二，通过比较研究，总结笔法。笔法是书法创作的物质基础，离开了笔法，书法无从谈起。赵孟頫曾言：“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祝嘉非常重视用笔，他总结“汉三颂”的用笔：“《石门》是圆笔多，方笔少，大概来说，用巧处以圆为便，圆就轻，轻易巧；方笔沉着，就不容易巧，不过这个是以形体说，以精神说，就未有不巧的……《西狭》、《郙阁》用方笔，这是隶书的正体，其沉着稳重，是所谓‘雄深雅蒋者，以作‘擘窠’（大字）字尤为美观。其稳实像泰山之安，其气势如大河之流。这个非运全分之力，奔赴于指腕而达于笔端者，不能有此妙境。”（《论“汉三颂”》）值得注意的是，祝嘉强调的用笔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笔力惊绝”、“全身力到”，他的深层含义是倡导雄强的书风。

　　第三，通过比较，总结作品的风格特征。这对于指导书法学习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三颂’之中，《石门》则巧多于拙——但其巧与今巧不同，是拙中之巧，《西狭》则巧拙各半，《郙阁》则纯用拙，真是‘其巧可及也，其拙不可及也。’《石门》则瘦处多肥处少，《西狭》则纯肥，《郙阁》则尤肥，专以肥胜，以拙胜，《石门》善用长势，《西狭》用短画，但不太短，《郙阁》则真短了，以其甚肥，更觉其短。”（《论“汉三颂”》）初学者如果能把握住“三颂”的这些特征，就能较快地深入进去，从而掌握其形质和神采。

　　第四，祝嘉在比较研究过程中，也重视书法史中一些问题的探索，补其不足。例如他比较了《郙阁颂》和《西狭颂》，“皆为李翕刻石，而主基事者皆为仇审其人，时间不过前后一年……像‘太守汉阳阿阳李君讳翕字伯都’之句全同，《西狭》作‘过者创楚’，《郙阁》作‘莫不创楚’。《西狭》作‘敕衡官有秩李谨掾仇审因常繇道徒，馔烧破析，刻臽磪嵬’，《郙阁》作（缺二字）衡官掾下辨仇审，改解危殆’……双钩其‘路古’二字，来比较看看，是不是两字作形全同，不过一肥些，一瘦些，但相差也不远……‘斯’字，仍然形神毕肖的”，从而得出二刻“文字与书法，好像出一人之手”的结论。（《论“汉三颂”》）在这里，祝嘉的比较是作常全面的，涉及时间、人物、文字、书风的比较，论证精当，既使如此，他也并没有武断地下结论，而是慎重地用一种探讨的口气，充分显示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祝嘉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求新求变的思想意识和顽强的毅力，筚路蓝缕，开创了书法比较学这一多元化的书学研究新领域，是对传统书学研究方法的一种突破，是用现代意识观照书法研究的典范。当今的书法理论界喜欢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越来越多，得出的结论更为新颖，可以说在这方面，祝嘉起了客观上的寻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