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发展史（二）
2011-01-06 11:43 来源：未知 作者：中国书法
碑刻发展史（二）
宋代碑刻
宋至明清以来的碑刻，从体制、字体、形式都沿袭前代已定的规模，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尤其与隋唐的碑志形式无多大区别，没有任何突破，可以说只不过是隋唐的余风而已。
一般来说，一些金石学家，尤其是书法家，在碑刻领域中，大多普遍注重唐和唐以前的碑刻。自宋代起，尤是元代后的碑刻不甚注重。王昶的《金石萃编》亦截载于辽金时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为：一是由宋至清的碑刻的形制、字体等诸方面，与隋唐的碑志区别不大，无多大特色；二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宋朝以来，全国各地的碑刻林立，除一些重要的碑刻，具有较高的史料、艺术、书法价值外，普遍碑刻无论从其内容、形制和书法等方面都较平平，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三是尽管这些碑志，虽不见于一些较为著名的金石著录中，可是却被一些方志所载录，如各地的县志、乡志等都加一一载录。只要人们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研究，仍有不少可取之处。这里将宋至清代一些重要碑刻，举实例说明。
宋代以宋四大书法家为例，苏轼的著名碑刻有：苏轼撰并书《司马温公碑》，此碑苏轼奉旨撰书，书法端谨，存晋唐遗法，为苏轼之妙迹。《阿育王寺宸奎阁碑》，苏轼撰并书。此碑结体遒劲，得欧阳询、颜真卿笔意。《表忠观碑》、苏轼撰并书，原石湮没，明嘉靖间陈柯重刻。明王世贞《?州山人稿》云：“《表忠观碑》苏文忠撰并书，结法不如《罗池》(《罗池庙迎享送神诗》)老笔，亦婉润可爱。”《罗池庙迎享送神诗》，苏轼书。苏氏书其篇末迎享送神诗，而未书全文，后人取而刻之于庙。此碑神采具足，非各种复刻所及。其他还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均为擘窠大字。
黄庭坚著名碑刻有《狄梁公碑》，范仲淹撰，黄庭坚书。明王世贞《?州山人稿》云：“昔人谓狄梁公(狄仁杰)事，范文正(范仲淹)文之，黄文节(黄庭坚)书之，为‘海内三绝’”。《伯夷叔齐庙碑》，黄庭坚撰并书，字极秀丽，笔划瘦润，与生平所作不相同，细察别铙妩媚之趣。《黄庭坚题琴师元公此君轩诗刻石》，现仅存宋拓孤本，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帖潇洒如意，异于其他黄书。其他还有《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浯溪题记》、《淡山严诗》等。
米芾著名碑刻有《芜湖县学记》，宋黄裳文，米芾行书。原石已佚，现存者为后人摹刻。此碑笔法纵横，为米芾佳作。《方圆庵记》，宋释守一撰，米芾书。原石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刻。书法腴润秀逸。《章吉老墓表》，米芾行书。字距甚大，行距亦较宽。书法龙跳虎跃，秀劲遒逸，为米芾晚年代表作。其他还有《焦山题名》在江苏焦山。书法清劲疏朗。《真君题字》，于崇宁四年(1105年)刻于平武，书法严谨有度。《终南山题字》，米芾行书，“第一山”三大字，刻于安徽盯眙，字势奇伟秀丽，纵逸飞动。其他还有《米芾语溪题名》、《真宗孔子赞》、《太白江油尉厅诗刻》等。
蔡襄著名碑刻有：《万安桥记》，亦称《洛阳桥记》，蔡襄撰并书，正书。文记嘉?五年(1060年)修造泉州万安桥之事。书法端庄沉着。《昼锦堂记》，又称《百衲碑》，欧阳修撰，蔡襄正书。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立于河南安阳，元至元间(1264～1294年)重刻。书法遒劲伟丽。《刘奕墓碣》，嘉*六年(1061年)立于今福建福州。结字工稳，笔法自颜《多宝塔》、徐浩《不空和尚碑》中来，风格近《昼锦堂记》。此碑拓本流传甚少，鲜为人知。《韩魏公祠堂记》，司马光撰文，蔡襄正书，元丰七年(1084年)立于今河南安阳。书法严整，似颜真卿《元结碑》而峻，骨韵在《颜书告身》后跋之右，信为君谟正书合作。还有福建福州东郊的鼓山摩崖题刻有蔡襄《刘蒙伯碣文》、《忘归石》等。后人刻有《蔡忠惠公法书帖》。
除宋四大书家所书著名的碑刻外，还有北宋碑刻《元?党籍碑》，又称《元?党人碑》、《元?奸党碑》，刻于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书、刻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碑文列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三O九人为奸党。蔡京后又自书颁行各州军立石，后毁石。今传世者，惟广西有两刻，一在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一在融安真仙岩内。作为北宋新旧党争的实物资料，便是一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碑刻。通过对这块碑刻的研究，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宋代的社会状况和统治集团的矛盾。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所以此碑因书法故有拓本传世。《峄山刻石》，北宋重刻，原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巡行各地，登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并在此刻石，乃秦代所立第一块纪功刻石。书体为小篆，李斯所书。原石在唐代以前毁失。北宋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在长安根据南唐徐铉所存摹本勒刻新石。郑氏撰文记重刻碑石之始末，附刻于篆书之后，共5行，197字，楷书《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寺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境内，于天?民安五年(1095年)所刻。碑一面刻汉文，28行。另一面刻西夏文，此碑用两种文字对照镌刻，正反映了党项族与汉族间的文化交流。
《大观圣作之碑》，又称《学校八行八刑碑》，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立。赵佶瘦金书，蔡京行书题额。书法瘦硬挺拔，直如矢，劲如铁，虽经刻石；风彩犹存。此碑今在河南新乡。《面壁塔题字》，宣和四年(1122年)立，蔡京书，行书“面壁之塔”四个擘窠大字。书法雄放遒健，现在河南登封少林寺。
《面壁岩题字》，南宋刻石，北宋蔡卞书。楷书“达摩面壁之庵”六个大字。笔法劲健，有唐人遗风。刻石在河南登封少林寺。《焦山题记》，南宋摩崖刻石，陆游撰并书。书法平稳安详，在江苏镇江焦山摩壁。苏州碑刻博物馆陈列着四大宋碑，即《平江图》、《地理图》、《天文图》、《帝王绍运图》，1961年均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陆游书诗境》，南宋刻石，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刻，石在粤西。陆游楷书“诗境”二个大字，字径近尺，落款在二字间，书法凝重。宋高宗《石经刻石》，共九十一石，现存八十七石，存杭州府学。
《宋代针灸穴位碑》，此碑于1971年在北京明代城墙遗址出土，刻于宋天圣五年(102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间。它是北宋医官王唯一于天圣四年(1026年)编纂完成，它科学地总结了自汉唐以后古代医学家在针灸穴位方面的经验，是一块研究我国古代医学方面的重要碑刻。桂林波伏山刻有宋米芾《自画像》，方信儒于嘉定八年(1215年)摹刻在伏波山还珠洞石壁上。画像神态自然，栩栩如生，其风彩犹存，是桂林碑刻中不可多得的一幅艺术佳作。在伏波山上还有范成大的《鹿鸣诗》等。桂林的摩崖石刻以龙隐岩与龙隐洞最为集中，可谓“壁无完石”。仅这两个岩洞的石刻，其中宋代碑刻有一百二十多件。
宋代碑刻中最重要的《元?党籍碑》，在上面已述。还有宋代梅挚的《龙图梅公瘴说》石刻。这是梅挚于北宋景?初年在昭州(今平乐)任知州时写的一篇政论文。于绍熙三年(1190年)朱?颜把它刻于龙隐岩，并题跋于后。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论文。这篇政论，梅挚敢于揭露贪官污吏的暴行，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北宋王朝政治的腐败。在桂林象鼻山水月洞的岩壁上，还刻有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束“诗札”。南宋赵夔《桂林二十四岩洞歌》，南宋诗人张孝祥《朝阳亭诗并序》是一篇辞与书法并茂的作品。张釜的《桂林山水七咏诗》，陈信伯《评桂林山水题名》。谭?《品评龙隐岩题记》、朱?颜《游龙隐洞诗》。由于南宋诗人游桂林多年，刻石殆遍所作有《龙隐岩诗》、《清秀山题诗》、《韵音洞古相思曲》、《西山题诗》、《还珠洞题诗》、《龙隐洞诗词》、《龙隐洞题诗》等。
桂林碑林中南溪山刘仙岩石壁上，刻有宋代《养气汤方》，详细地介绍了药品、制法、剂量、服法及使用效果，这是一份珍贵的古药方。还有如铁封山的《平蛮碑》、龙隐洞的《平蛮三将题名》。福建省南安丰州金鸡山的九日山中，有九日山祈风石刻，这些石刻，乃南宋崇宁三年(1266年)，泉州郡守祈祷四时顺风所撰，可说是与宋代泉州港海运有关的资料，亦是我国人民与亚洲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福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的泉州海外交通史石刻陈列馆，陈列宋、元时期宗教石刻，分为伊斯兰教石刻、景教石刻，反映古代中外人民友好相处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交流的成果。
辽金时期的碑刻
《高丽园融国师碑》，正书。辽重熙十年(1041年)四月十七日卒，五月四日窆。正书，学欧书尚佳。
《沂州府普照寺碑》，立于皇统四年(1144年)十月二十日，在山东沂州府普照寺，集唐柳公权书。
《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隶书。明昌六年(1195年)立石，党怀英奉敕撰并书丹篆额。石存山东曲阜孔庙。
“杏坛”二大字篆书石碑，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甬道中央。《庄子?渔父篇》云：“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教琴。”天圣二年(1024年)在这里建坛植杏，以纪念孔子在杏坛讲学的事。直至金朝大学士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石碑。“杏坛”二大篆书，结体茂美，字苍劲古色，颇有精健。
“杏坛”二大字篆书石碑，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甬道中央。《庄子?渔父篇》云：“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教琴。”天圣二年(1024年)在这里建坛植杏，以纪念孔子在杏坛讲学的事。直至金朝大学士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石碑。“杏坛”二大篆书，结体茂美，字苍劲古色，颇有精健。
《十方灵岩寺记》，隶书，党怀英撰并书篆。金明昌七年(1196年)十月十四日沙门广琛立石。《金史》本传云：“党怀英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习宗之。”还有《党怀英书诗刻石》。
《重修蜀先主庙碑》金?王庭筠书，行楷碑刻，永安四年(1199年)蒲察克温立于今之河北涿县。书法圆润劲健，出笔迅速，气息似米芾，妙处不减古人。
《王庭筠书诗刻》，王庭筠书，在大理双塔寺。此诗刻笔法劲健，纵横变化疏密有致。
《重修博州庙学记》，王去非撰，王庭筠书，党怀英篆额，刘义立于东昌(今属山东)。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书法沉顿雄快，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元初?子山诸人不及也。”
《重修中岳庙碑》金碑刻，大定十三年(1182年)立，郝史书，党怀英篆额。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评其书“书法方整遒劲，有唐人遗致。”
《灵泉观记》杨峻撰，刘光书。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党冲惠立石。高宇刻于同官县(今属陕西省)。清毕沅《关中金石记》称：“此记字法似褚、虞。金人碑刻之最佳者。”清王昶《金石萃编》著录。
《荣国公时立爱神道碑》正书。额阴文篆书四行。李晏撰，赵?书，党怀英篆额。1958年在河北新城县北杨村出土，现存河北文化局。
《刘从益惠碑》，赵秉文撰并行书，金正大四年(1227年)此碑字体奇伟可观，见著录于《中州金石记》。
另外，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中，有不少辽金时期所刻的佛经石刻，为我国重要的佛教遗物。从石经书体来看，大多出自无名书家的优秀作品。
又有金著名书家任*，名作有古柏行。
元代的碑刻
元代的碑刻，当以才华横溢和有元一代书法公认的领袖赵孟?居多。其中有《敕藏御服碑》，赵世延撰，赵孟钍椋谏挛魇≈苤料亍Ｃ髡?《石墨镌华》卷六称：“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孙公道行碑》而稍逊其圆逸。
《孙公道行碑》邓文原撰，赵孟钍椤Ｔ谏挛髦苤料亍Ａ⒂谠橙(1335年)，字无大损，其无剥蚀处，则完整如新，笔法圆腴，略似学虞世南，比他书尤为工整。
《裕公和尚碑》，程钜夫撰，赵孟钍椋诤幽系欠馍倭炙隆４吮彩煊兄颂蛔恪
《崇国寺演公碑》，赵子昂撰并书兼篆额。至元十三年(1276年)刻，虽间有剥落，仅损笔划，不缺一字。
《崇福寺碑》，赵孟钭⑹椋佑七年(1320年)刻。在处州《今浙江丽水县》万象山。石颇完好。
《番君庙碑》，元明善撰，赵孟钍椋陬笾莞(今江西波阳)。此为赵氏暮年之笔，亦觉老劲。
《仇公墓碑铭》，又名《仇锷碑》，元赵孟钭椴⒆睢Ｐ惺椋饔谘佑六年(1319年)，书法老健。
《天冠山诗》，元赵孟钚惺樽杂街醇忻Ｊ衷谖靼脖郑榉ㄒ酝衩氖ぃ饰嗣撬谩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元牟撰。赵孟钍椤Ｈ脑嘉灏僮郑旰梦奕保宋悦?年轻时所书。
《玄教宗传碑》，又名《道教碑》，虞集撰，赵孟钍椴⒆睿铍匪鳌Ｖ琳哪(1344年)吴全节入石，一碑在北京，另一碑在江西贵溪龙虎山，此碑从北京本摹刻之。此碑笔法生动，具见赵孟罹窳α俊＠炊源吮氖檎哂蟹轴凰嫡杂核椋凰滴馊诖剩凰笛д允檎吣》轮。
《佑圣观玄武殿记》元大德十年(1306年)刻，元明善撰，赵孟钍椴⒆睢Ｐ惺椤４吮榉ㄋ洳患啊兜ò捅分辖。晃抟谎疟剩远烙星Ч拧。
《泗州普照寺灵瑞塔碑》赵孟钭⑹椋佑五年(1318年)刻。石高一丈，宽约五尺，巍然巨制。书法全似李邕，笔势纵逸，与他碑颇异。
《松江宝云寺记》牟撰，赵孟钍椋链笤(1308年)刻。石微有剥落，字多行书。
《杭州福神观记》，邓文原撰，赵孟钍椤１诤贾菸骱断桥之左。书法圆厚雄浑，比其他碑版所书更为苍老。
《珊竹公神道碑》，姚燧撰，赵孟钍椴⒆睢Ｔ链蠖、三年间(1309～1310年)刻。
《寿春堂记》元延*三年(1316年)刻。赵孟钍椤Ｇ寮吻於年(1797年)在杭州摹勒上石，刻者吴厚生。笔法遒健，一洗平生流媚之习，已达人书俱老之境。
《龙兴寺帝师胆巴碑》，元延佑三年(1316年)刻。赵孟钭椴⒆睢１史ǔ鲎蕴评铉撸啪⒕住。
赵孟钍楸嫫渌褂小缎旆蛉吮贰ⅰ毒丛け贰ⅰ缎陆硌П贰ⅰ断羯较卮蟪傻罴恰贰ⅰ缎斯卤贰ⅰ读怂伦Ｑ邮ブ鞅久ど返取
元代其他的碑刻有：康里夔夔书《敕修曲阜宣圣庙碑》，在山东曲阜孔庙，碑上字约寸许，似学唐欧、虞之书法。
沙门邵元撰，比丘法然书《息庵师道行碑》，在河南登封少林寺天王殿右侧，至正元年(1341年)少林寺僧人法容等立。行楷，24行，1072字，内容为追叙息庵生平事迹，颂扬其道德深泽，推崇之情溢于言表。邵元原为日本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住持，泰定四年(1327年)至中国，21年游历各地与高僧结缘。至元五年(1339年)至少林寺，与息庵龙笃谊深。息庵死后，其徒请邵元撰文刻碑铭，故有此作。此碑标志了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
北京《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在居庸关云台券洞内。两壁刻有四大天王，壁间有藏、梵、八思巴、维吾尔、汉、西夏六种文字题刻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这六种文字刻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此券洞边上雕刻各种花草图案，是现存稀有的精致的元代雕刻艺术杰作；同时，这六种文字石刻更是有着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为世人所重。
《息庵让公禅师道行碑》，日本沙门邵元撰并书，在山东长清灵岩寺。
泰不华书《王烈妇碑》，在浙江绍兴。
邓文原撰并书丹《重建南镇庙碑》，在浙江山阴。
虞集撰并书《平阳郡公姚天福碑》。
日本沙门邵元撰并书《显教园通大禅师熙公和尚塔碑》，在河南登封少林寺。
揭斯书《代祀记碑》，在浙江绍兴。
《天一池碑》揭?斯记并书。明拓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
《重修灵星门记碑》，赵孟钍椋谡憬聪兀吮榉ㄆ乃普悦项。
《重刻汉桐柏淮源庙碑》。元至正四年(1134年)吴炳重书勒石于济源。王世贞《?州山人稿?桐柏庙碑》评称“抚拓精彩动人……八分法虽极古雅，然往往有史惟则、张正臣笔意。”
《义门王氏先茔碑》欧阳玄撰，危素书，赵期颐篆额。至正十五年(1355年)立于陕西蒲城。碑为危秦55岁时所书。危秦书法远宗晋唐，近取松雪，而结体稍促。
《寿带观铭》，杨维桢撰并书。书法工稳匀秀，备尽楷则，与常见铁崖书回异其趣。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碑刻陈列区内，陈列着有关北京兴建寺庙方面的碑刻，有元代兴隆寺创建碑，著名的隆福寺碑、关帝庙碑、清真寺碑、白衣庵碑、崇元观碑、大显灵宫碑。这些较著名的寺庙碑刻，记载北京寺庙建造、修葺、规模等情况，为研究北京寺庙情况提供了原始资料。
明代碑刻
明代的碑刻较为盛行，其数量甚多，现择要者略述：
《七姬权厝志》，张羽撰，宋克书，卢熊篆额。元至正丁未(1367年)刻，应列入元代碑刻，但宋克为明初著名书家，故列入明代。文记张士诚部属潘元绍七姬人一时殉主事。款识三行，列于碑末，分行布，错落有致。书刻俱佳。《梦鼎堂记》，明吴承恩书，行楷碑刻。归有光撰。隆庆元年(1567年)立。1978年10月31曰出土于浙江省长兴县，现藏县文化馆。此书法圆腴俊逸，有虞永兴风采。《浴日亭诗》，明刻石。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四月刻。陈献章书。草书，书法俊迈纵放。《大明皇陵之碑》，俗称《皇陵碑》。立于安徽凤阳明皇陵神道侧。危素撰文，并遣李善长诣陵立碑。朱元璋嫌文臣碑文粉饰之辞，不足戒子孙，乃亲自撰写碑文，立碑于神道之南。此碑巍峨挺拔，气势非凡，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是研究朱元璋及元末农民起义的珍贵资料。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沈度书《岳阳楼记》，《慈元寺碑残石》，明陈献章书，行书刻石，碑石已残，仅存数片。此残石笔法质朴遒劲，刻工亦精良。
《唐诗四首》，明海瑞书，行草碑刻。明嘉靖间书。清同治四年(1685年)刻石。海瑞虽不以书名，然其清刚绝俗，守正不阿之气，乃可于点画使转间仿佛得之。复刻石在海南岛五口市。《马哈只碑》，在云南晋宁县昆阳城月山西坡上。马哈只是郑和之父。此碑是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为他父亲马哈只立的墓碑。碑文为大学士李至刚撰写，后带回家乡昆阳勒石立碑，至今字迹仍清楚。碑文记载马哈只的身世及家世。此碑为研究郑和家世提供可宝贵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故被一些专家、学者所重视。《桃花诗》，明刻石。唐寅书。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刻。书法遒美俊逸，原石旧在苏州桃花坞，今佚。《重建泗州大圣庙门记》，王鏊撰并书，楷书。正德八年(1513年)三月刻。书法劲正，在颜、柳之间。《处士窦敬墓志》，明正统六年(1441年)二月十七日刻。张益撰，黄养正书。此志何时出土，藏于何处未详。
《崔源墓志》，崔源为明初累立战功的武将，他多次随内官亦失哈至奴儿干“招谕”。墓志于1919年在辽宁鞍山东郊倪家台崔源家族墓出土。此墓志的出土，为研究明代东北的管理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梁山伯祝英台墓碑》明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吉旦(1516年)立。赵廷麟撰文，杨环书。1952年于山东凫山县第六区修浚白马河工程中发现，现在省文管会保存。由于梁祝悲剧故事，脸炙人口，故此碑出土，曾轰动一时，为世人所重。
《吴葛将军墓碑》陈继儒撰文，周靖书丹并篆碑额。碑文记述机工首领葛贤组织机工反抗苏州税监孙隆一再增税的斗争事实。为保护市民，葛贤挺身投案，死后苏州市民将他葬于苏州“五人墓”旁，合称“六义士墓”，并立碑称他为葛贤将军。《益端王圹志》正书，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江西南城县金华山。1972年江西南城县金华山出土。此记对研究益王历史，是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李卓吾妻黄氏墓碣与墓表》，正书，碣二行，首行七字，次行六字，其文为“明诰封宜人李卓吾妻黄氏之墓”十三字。墓在福建晋江县紫帽山张园村。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戊子季冬立。此墓碣与墓表的出土，成为研究李贽事迹的十分重要的材料。《昆山县学重修记》明嘉靖三年(1524年)立，王理之书，王筋篆额19行。篆法秀丽，师法李斯、李阳冰。
《两桥记》，明刻石，无年月，文征明书，章简甫刻。行书，额隶书“两桥记”三字。书法俊美流畅。《辞金记》，明嘉靖十九年(1504年)三月立，文征明书并篆额。楷书，碑额篆书“辞金记”三字，书法端秀精整。《重修云龙山放鹤亭记》，董其昌撰并书，行楷书。天启四年(1624年)立。书法流利厚重。
《通州军山新建普陀院记》崇祯三年(1630年)董其昌撰并书。真书。碑额双钩篆书十二字。书法端雅流秀。北京国子监集中了明代进士题名碑。明代进士题名碑自永乐十四年(1416年)起，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止，共77座。进士题名碑的内容，大体是考试的时间、中试的人数，前三名所赐特殊学衔的名称以及所有中试者的姓名和籍贯。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碑刻陈列区，陈列明朝太监魏忠贤碑和明代其他太监墓志，如明锦衣卫抚《夏公墓志铭》，明故司礼监太守《张公墓志铭》等。成为研究明太监活动情况和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引起明史专家的重视和关注。还陈列着明代李东阳《李东阳草书》碑刻及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法碑刻及明代的《河图洛书石刻》等。又在耶稣会士墓碑陈列区内，陈列36通耶稣会士碑。均为第三次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向中国传教、传科学、文化，并葬于北京的会士墓碑。这些会士墓碑记载了他们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情况，为人们研究耶稣会在北京的传教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江苏省江阴晴山堂碑刻，在江阴马镇。这里有徐霞客墓，在故居附近的徐氏宗祠晴山堂旧址里，尚保存有他晚年亲自整理并嵌砌在砖墙上的元末至明代的诗文石刻。晴山堂碑刻，其石刻共76块，属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石刻集中了明朝一代名人的手笔，很是可贵。这里所刻均为明人书，其绝大部分为墓志和诗文，亦有少数颂扬徐霞客之碑刻。在几十篇碑文中，除文征明的内翰徐公像赞是隶书外，其余都是正、草、行、楷诸体，但以行草居多。这些除了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外，同时还提供了徐霞客先世及本人之资料，可作为研究《徐霞客游记》之参考。
清代碑刻
清代国祚较长，碑学兴起，书学盛行，涌现了大量的书法名家，除为后世遗留下大量的墨迹外，还有数量甚多的碑刻。这里择其要者简述。
《重修鲁公放生池庵碑记》，乾隆十年(1745年)春立。陈大受撰，程廷祚书并篆额。行书。书法劲雅。《致豫所吕老先生书》，清代草书刻石，传为明海瑞所书，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莫绍德得墨迹于苏州，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携归广州刻石，今在广东省海口市五公祠。莫绍德跋称“有凛然正气，书法可与颜真卿《争座位帖》方驾。”《临瘗鹤铭》，清弘历正书刻石，今在江苏镇江焦山宝墨轩，传为清高宗弘历临《玉烟堂》全本，与原石书法相较，形神俱失。《重修甘泉县城隍庙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刻，王文治书。行书。书法秀逸俊雅。《重建元君古庙碑记》，黎简撰并书，黄丹书篆额。曾绍光刻石。嘉庆元年(1796年)立，石在广东顺德县。书法温润圆腴，结体稍步东坡藩篱，为广东名碑之一。
《石钟山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立。翁方纲，楷书。碑额篆书“苏文忠公记”五字，书法精整敦厚。《大禹陵庙碑》，嘉庆五年(1800年)立，阮元隶书。书法庄重秀丽。《襟江书院记》，何绍基书并篆额。楷书。书法苍劲宽博，蜕自颜体而自成一格。《新修城隍庙碑记》，乾隆十七年(1752年)立，郑板桥撰并书。楷书。此碑于1962年出土，现藏山东潍坊市博物馆“郑板桥纪念堂”。书法清劲，有汉隶遗意。《板桥润格》，郑板桥书，行书刻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书。书法横斜错落，跌宕多姿。《屈大均墓碑》，吴道?书，正书碑刻。同治八年(1869年)立。冯容孙刻石，在广州。此碑结体遒密，意境浑穆，大得晋唐旨趣。《重修金山江天寺记》，曾国藩撰文，张裕钊书。楷书。书法修长清雅，在欧、褚之间，微带北魏笔意。还有张裕钊书《贺锡瑛夫妇双寿序》、《书镜铭》等刻石。《东平公社碑》，在广东番禺大阑滩村的沙梨园内，建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记述英军入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后，建立东平公社，并立此碑，记其建立经过及倡建值理人员名单，提供了当时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史实。
《美人石记》张謇撰并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行书。张氏书法源自颜真卿，端庄流动，自成一格。《太平天国渡船规约碑》，清代刻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立。1954年于江苏南京发现。此碑文主要内容规定了太阳河中路一带码头渡船规约等。
《耕识图刻石》，刻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石刻据元程摹楼《耕织图》刻石，共45图，其中耕21图，织24图。各图右方署画目及篆书五言律诗一首，旁附正楷小字释文，刻石构图简明，刻工刚劲。原石原存圆明园多稼轩贵识山堂，英法联军入侵时被毁坏一部分，后徐世昌攫为己有。徐世昌籍没后曾流失在京郊农家砌作猪圈，60年代初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仅存刻石二十三块，其中二块已全磨泐，二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室。《耕织图》展示了南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概况，同时也揭示了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情景等。
《秋瑾墓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徐自华撰，吴芝瑛书。楷书，书法宽博，多北魏意态。碑旧立杭州西湖之东，立不久为清廷所毁，仅有拓本传世。
至于有关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的碑刻较为重要的有：《清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立，现在北京国子监。《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立。《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立，在北京国子监。《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立，在新疆。
《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立，在北京国子监。《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立。在陕西西安。《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月立。《西藏功垂百代石刻》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红山东侧断岩第四台阶。记载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反动贵族入藏叛乱的情况。李麟等刻铭。《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在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碑文乾隆皇帝所撰，于敏中奉敕书。记述土尔扈特部远离祖国，140年后重返祖国的经过，以及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众的安置情况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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