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彦墓志》立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十一月，志石 62厘米见方，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元彦墓志》是晚清出土的元氏墓志代表。用笔法度严谨，笔画瘦硬，书风尤显精整峻朗。结体斜向紧结，起收笔和撇捺画行笔中剑拔弩张的态势渐消，然而动态感极为明显，展现奔放之势。从整件拓片来看，字形排列整齐，可谓动静相宜。取法时避免过于齐整划一的习气，扬长避短。从此志可以看出，书写者的自身个性化逐渐显露出来，刻工的作用进一步弱化。到了唐碑，这种差异达到极致，以个人命名的欧体、颜体、柳体就是最好的证明。自北魏直至隋朝大一统（589年），墓志书风存在同步变化。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墓志由自由走向规范。斜画紧结之势逐渐变成宽博散逸的面貌，技法渐至成熟，书写笔意渐浓。较前期而言，少了几分匠气，多了几分典雅和规范，因而更具情味。隋碑成为魏碑的“终结者”。因为王朝存在时间很短，所以也只是“过渡形式”。唐碑才是真正的顶峰。唐代墓志是历朝数量最多的。唐以后的墓志，艺术风采逐渐黯淡。

    魏晋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形式，在自身演进的过程中，因为书体、刻工、民族融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化。概括地讲，即个性和共性两种趋势。“个性趋势”就是某一种墓志所具有的特点，因为时空变化中始终存在很多偶然性因素。“共性趋势”就是所有墓志具备的特点，包括点画形状、起收笔形态，结体特征等。越是接近“共性”，墓志本身的个性越平庸，反之，则个性越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墓志的演化就如同人的进化。所谓进化即是群类延续多代的遗传变化过程。按照进化的观点，一方面有遗传基因的作用，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打上了上一辈的烙印，另一方面存在“变异”，不断摆脱限制，实现“新一代”全新自由。书法起源如同生物起源一般，留给后人的只能是猜想和推断。之所以成为最难以下定义的艺术实践活动，本身形成具有非单一的成因。社会发展使得交流愈加频繁，相互间的借鉴让本已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但不管如何，书法虽然从自身的“局变”阶段中走出来，但始终处于书法史“进化”的大局之内，本质不变。这正是书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魏晋墓志遗存很多，包罗万象，上承秦汉，杂含篆隶，隶楷渐变，下启隋唐。加上政权的更迭，风俗变异，“一志一格，一石一品”。整理系列墓志，可以看出渐变的过程以及相互间微妙的关系。书法是一个有机整体，外在形式存在一定的规范。对于这种规范的理解是相对的。书家在取法借鉴时，必须以个人体验和熟练技巧赋予形式以生命，以个人内心充实外形，才能进入真正的艺术境界，有入古出新之意。不同的墓志带给人不同的体验，切忌出现“千志一面”的情况。说白了，形式是死的，书写是活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到三点：一是打好基础，注重技法锤炼；二是把握分寸，某些笔画不能表现过头；三是根据个人特点加以发挥，做到寓自由于规范，在规范中寻找自由。当书家有了明确的自我中心，可以取舍和判断，人的意识能够不断超越现实限制，就有机会发现自身灵性的存在，并朝着灵性的方向行进，寻找、追求、到达一种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