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嵩墓志》立于正始四年（507年）七月十六日。纵57厘米，横53厘米，共17行，满行17字。1932年洛阳城西柿园村出土。

    北魏墓志受到当时社会思想意识，民族文化融合潮流，书体发展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自身审美的发展规律，也不可避免打上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烙印。文化融合本身也是多元的，一是固有的具有鲜卑族特色的拓跋文化，二是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三是外来的佛教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北魏墓志书风多元的美学取向。故而前人谈及北魏墓志，惯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一词来概括，种类异常丰富，并且深埋地下而保存完好，随取一家，便足成体。

    《元嵩墓志》用笔厚重方锐，使力切入，近龙门造像。多数字形中宫收紧，某一局部或笔画夸张。“司”字将外包围收缩，突出中心部分，“南”字上下笔画伸出，尤显气势。“庶、有、昭、恭”四字取横势，略见扁方，重心偏下，“节、琼、怀”三字取纵势，讲究错落欹侧，动静结合，对比变化大。“中、午、都”三字竖画作悬针状，饱满浑厚，“戊、武、我”三字“ ”极具气势，雄强有力。

    从出土数量来看，北魏墓志最繁荣鼎盛时期始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自魏太和廿年（496年）至北魏彻底分裂的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年）的近四十年时间里。迁都一是因为平城地理位置偏北，不利于入主中原，二是洛阳为汉文化发达之地，便于移风易俗。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造型艺术，见证了时代的文化发展，也留下了历史见证。元氏墓志是重中之重，既有各自的特点，最终又构成一个体系。具体来看，一是条件优厚，只有门第高贵或地位显要的皇族才能享有这样特殊的权力；二是迁都后逐渐汉化，吸收融合，在形制、等级等方面体现出来，三是集中在洛阳一地，形成“高密度”形式，蔚然大观。

    早期的墓志“篆隶草楷，并行于世”，楷法尚且保留了隶意，至洛阳时期渐趋完备。在隶楷错变的蜕化过程中，碑志楷书因书手之不同、刻工之精粗，可谓“每碑各出一奇，莫不同者”。许多人认为北朝墓志的方笔多是刀刻所致，刻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墓志书法的艺术水平和价值，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北魏书家、刻者存在渐至统一的发展状态。墓志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墓志的时代背景也是不断变化的。艺术手法近似，最终显现出来的艺术风格的整体韵味，或雄浑，或旷达，或豪放或俊爽、或沉郁，各见千秋。但整个基调有是统一的，因为存在一定的刀法影响，笔法豪放明快，直抒胸臆，结构跳跃动荡、纵横潇洒，营造出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有昂扬之气。北魏书法以雄强跌宕著称，这一审美取向与古代鲜卑族人崇尚武力、彪悍顽强的民族性格完全融为一体，特定的草原游牧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塑造出特有的民族情怀，睿智豪迈以及征服一切的坦然。所以毋宁说，北碑是一种相互选择、共同创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