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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的辛酸身后事
2014-06-16 16:57 来源:文汇报 作者:天衣


  命途多舛,无过于著名金石书法家邓散木(粪翁)的一生。
  
  邓散木1889年出生于上海,长我12岁,我与他在上海相识,可以说是忘年交。他嗜酒,常约饮于他的懋益里家中或酒肆,其时同道有他的诗友施叔范、书法家白蕉、画家唐云、号称“江南第一支笔”的唐大郎、名编辑陈灵犀、当时尚在银行工作、后来成了著名电影导演的桑弧。每次宴叙,总是这几只“老面孔”。我亦夹杂其间。  
  
      邓散木是虞山第一书家萧蜕公的人室弟子,成就不凡,以金石的造诣论,有“北齐南邓”之誉,“北齐"即齐白石也。邓在上海几年里,每次开个人展览会,盛况空前,购者甚众。当时他还具名“粪翁",虽有人嫌其具名用这个“粪”字不雅;尤其开店铺的老板请他写店门口的市招很有顾忌,他对此绝不让步,宁可不做这笔交易;后因他改名散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他原名铁,字纯铁,熟朋友都叫他“老铁”。  
  
      邓散木的厄运,却是一件好事引起的。解放后,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慕名请他写“学生字帖"和写简化字铜模,此时他对新中国成立感到由衷的高兴,心情舒畅,对出版社的邀请,一口应允。出版社没有要求他移居北京,他因其爱女家齐在北京矿务系统工作,配有一套公房,他便决定携眷去北京与女儿同住,这样就便于与出版社联系工作。这是1955年的事。他在北京认识了“京中名流"张伯驹。张是大收藏家,又是名票,与余叔岩交厚,张对书法,又是内家,与邓散木的观点相同,两人碰在一起,一谈就是半天,遂成好友。
  
  岂料几年后,“反右运动”从天而降,张伯驹这样的大名人,焉有不被波及,有人专为“揭发”张伯驹写了大字报。邓散木去看了大字报,心里十分气愤,简直是一派胡言,于是他仗义执言也写了一张大字报,予以反驳。他不知道:运动中,造反派的任何屁话都是“真理",不容你知识分子说个“不”字,遑论反驳了,反驳就是一条罪状。不多时,邓散木与张伯驹分别被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简直把邓散木怔呆了。他并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正式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是特约性质的,出版社无法接受这个右派分子,造反派只好交与街道居委会监管。他原来整天握笔杆子的,戴上了帽子,只得每天晨起握大笤帚扫街了。
  
  至于这两位大名入的“摘帽”问题,也有故事:张伯驹是陈毅元帅的朋友,陈毅逝世后,张伯驹写了一副数十言的长挽联送与治丧委员会,在悼念会的当天,治丧会把张伯驹的这副长挽联张挂在灵堂内。毛泽东参加了悼念会,在张伯驹这副长挽联前站定,细细读了一遍,点头称是,就是这一点头起了作用,张伯驹随即被摘去了右派帽子。邓散木则是胡愈之通过民盟内部讨论决定摘帽的。
  
  邓散木受此打击后,他在上海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消失了,整天闷闷不乐。不几年,因左下肢动脉硬化,遵医嘱截去了一足,走路只能靠拐杖了。他从截肢起,就改名为“一足”。他没有丢开他的所长书法与刻印,勤奋工作,出版有《一足印谱》一书。过去在上海他曾出版《邓散木诗选》、《篆刻学》和《中国书法演变简史》等著作。邓散木毕竟身体日衰,数年后不幸逝世。
  
  他有两个女儿,一名家齐,一名国治(取治国齐家之意)。家齐后调往昆明工作。68年,因文革中单位的两派斗争激烈,她鉴于父亲吃“反右”的苦,不加入任何一派,但也有人指斥她是逍遥派,她吃惊不起,藉故返回北京看望老母。不意就在这年,因肝硬化死于北京。
  
  国治呢,她受父薰陶,读书甚勤,通文墨。她父亲的遗作散落于京沪两地,她多方搜集整理,加以分类保存。当时哈尔滨文教方面倾慕邓散木书法与金石的成就,愿让出一方土地,建立《邓散木书法与金石陈列馆》,经冯亦代从中与双方磋商,协议成立。这个协议会是在北京举行的,并当场宣布邓散木夫人张建权女士为该馆馆长。协议会参加者多行家名流,十分热闹。从此,出生于南方上海的邓散木所有书法与金石名作,却陈列在北方的哈尔滨陈列馆内,也是奇怪的缘份。馆长张建权往来于北京与哈尔滨两地。
  
  在北京,张建权与女儿国治同住,只一间房,后隔邻迁出,扩为两间,母女各住一间。邓国治在新闻单位当编辑,甚受器重,编辑是埋首在写字桌上的刻板工作;她要求领导调她作记者,专访社会名流,藉以留下一些访谈性的作品。领导一时因编辑缺人,未予调动。她因以对工作常露不满。不仅如此,她的恋爱问题更使她揪心,她的恋爱对象是个有家室的人,障碍不小,难以成婚。这件事在母女之间亦时有争吵,母亲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国治的性格一似其父,倔强和固执。一天晚上,母女俩一场争吵之后,国治入房睡觉,次晨过了上班时间,不见国治起身,母亲推门入视,国治已僵死在床上,因她进房后就服了毒,早已下定自杀的决心了!
  
  邓散木一家四口人,几年中包括他本人在内,连连死了三口,只留下张建权馆长孤独一人。张建权在上海原是中学教师,因邓散木好客,家中常有宴叙,忙于家务,只得辞去教职,几十年来一直是家庭妇女,直到哈尔滨陈列馆建立,她才重上工作岗位。她为人诚恳温和,乐与助人,性格开朗乐观,和丈夫、女儿的倔强劲儿截然不同。对于所遭遇的不幸事件,她挺得住,虽已老迈,生活得安定有序。(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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