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包世臣与康有为书学思想传承与比较研究（上）

■陈学利

一、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碑学理论的传承关系
　　阮元长包世臣11岁，《南北书派论》最初完稿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由不同时间完成的独立文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19年）组合成《艺舟双楫》正式出版的，其中最早完成的《述书》上中篇，完稿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较阮元晚6年。包世臣虽没有直接和阮元交往，但却有一些共同的友人，如龚自珍、伊秉绶等。龚自珍既与阮元交好，又与包世臣交好，阮元的碑学思想难免会通过龚自珍传递给包世臣。另外，阮元的幕府为晚清最大的幕府之一，他的学术思想难免会通过幕僚扩散出去，而包世臣又是有名的幕僚，他与阮元幕下士人的交往亦不难想见。因此推知，包世臣虽没有与阮元直接交往，但其之间的间接交往应该存在，其碑学思想受阮元影响亦理所当然。但是包世臣之所以著《艺舟双楫》，更多的可能是受邓石如影响。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弟子，他十分佩服邓石如的书法，在邓石如去世的第二年即写出《完白山人传》，邓石如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包世臣的宣扬有很大关系，而包世臣写《艺舟双楫》正是因为邓石如的嘱托。这可以从邓石如给包世臣的绝笔信中得知：
　 “余此生无憾。惟泾川碑刻未竟；及尚遗二子，一不及十岁，一不满月，余不能尽父辈之责，有赖诸亲友督导教养也；北魏碑学之探究，亦有赖慎伯（包世臣）继之倡之，当不负云霓之望。”
　　由此，包世臣虽对阮元的碑学理论可能有所传承，但是包世臣受邓石如的影响却是言之凿凿。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则直接传承了阮元与包世臣的碑学理论，并进一步把碑学理论完善、总结。“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徒馆之汗谩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管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从此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消息：一为康有为因政治理想破灭，加之沈曾植的劝告而转向金石的研究。二为“以人多为之”可见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在当时的影响之广。三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确是受包世臣的影响而续之，从《广艺舟双楫》这一题目上就可看出康有为碑学理论传承自包世臣。康有为对阮元碑学理论更是烂熟于心，虽然他对阮元强分南北略有微词，但他同时也承认阮元碑学理论的贡献。“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
　　
  二、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兰亭》观比较
  《兰亭序》在清代之前几乎没有人质疑其权威地位，至清代此种情况有了变化，这一变化实从阮元始。阮元公开质疑《兰亭序》的真伪：
　 “此砖(指晋永和泰元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
  阮元相似的言论还有：
  “余固疑世传王右军书帖为唐人改勾、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耳贱目，良可浩叹。顷从金陵甘氏得‘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系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城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
  阮元的这一论断后被李文田所接受，在其跋汪中旧藏《定武兰亭》中道：“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20世纪初，郭沫若延续了李文田的观点，此后产生了著名的“兰亭论辨”。阮元去掉了《兰亭序》神秘的外壳，使人们不再一味地膜拜。
  包世臣对《兰亭序》的态度与阮元不同，他对《兰亭序》持肯定的态度。包世臣并不隐瞒自己取法《兰亭序》：“以硬黄摹《兰亭》数十过，更以朱界九宫移其字。每日习四字，每字连书百数，转锋布势必尽合于本乃已。百日拓《兰亭》字毕，乃见古人，抽毫出入，序画先后，与近人迥殊。”他对王羲之与《兰亭序》不但不反对，反而似乎对《兰亭序》还带有崇拜的心理：“《兰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断还连’八个字。”
  康有为对《兰亭序》的评述：
  “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和，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得成效。断非枯守一二甲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遍习之。是其师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学者若能见千碑而好临之，而不能书者，未之有也。”
　　康有为不否定《兰亭序》，他深知《兰亭序》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直接去推翻《兰亭序》几乎不可能，反而不如承认它的价值，提倡学其“奇变”，这就是从侧面去改变清代面目雷同、缺乏变化的馆阁体盛行的局面。
    
  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帖学观比较
  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的目的在于：“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在其书论中并没有“扬碑抑帖”之论，相反是碑帖并重。“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居其胜。”应该说阮元南北并重，主张南北融合，在其《王右军兰亭诗帖二跋》中就反映出其南北融合的态度：
  “《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度化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
  又在《复程竹盦编修书》曰：
  “昭陵《禊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于两本之不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于茧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动人，此语无人敢道也!”
  他认为欧、褚本兰亭之所以好，是因为融入了北法，此种论断虽有提倡北碑之嫌，但却透露了他主张碑帖融合的观念。
  现代学者有的认为包世臣是主张碑帖融合的；有的认为包世臣是变异的帖学观念。笔者认为包世臣对待帖学的态度是抑帖扬碑。
  帖学不仅仅只针对王羲之、王献之而言，还包括羲、献以降取法于二王的书家。包世臣虽然对右军书法推崇备至：
　 “余自得版本《阁帖》，笃嗜大令草，乃悟吴郡‘不真而点画狼藉’一语为无上秘密。及见华亭覆《澄心堂帖》载右军‘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叹其如虫网络壁，劲而复虚，真吴郡所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所能成’。”
  又云：“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后两卷即《安吴论书》的下卷就包括了关于《书谱》的辨误和删定、《十七帖疏证》。包世臣亦有多幅临摹《书谱》的作品传世。
  但他接着明确地反对辗转翻刻失真的《阁帖》：“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当然他反对《阁帖》是有目的的，既然不能通过翻刻失真的《阁帖》求得古法，那么碑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又如：“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这无疑为推崇取法碑刻找到了十分充足的理由，因此可看出，包世臣不反对王羲之的目的，仍然在于推崇碑学。
  再看包世臣对历代师法二王书家的评价：
  “永师之后，虞、欧、褚、陆、徐、张、李、田、颜、柳各奋才智，大畅宗旨。中更丧乱，传笔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阳少师两家。”
  “降至王侍中，用笔渐平而结字益实。盖二王之前之书，无论真行，帖中所无，不能撮合偏旁，自创一字以参其间；侍中以下，则渐可以后人体势入之而不嫌矣。”
　　以上书论中反映出了包世臣对帖学继承者及帖学发展现状的不满。正如前文所述，王羲之、王献之以降的取法此二人及阁帖者，共同组建了帖学体系，包世臣除对二王持肯定态度之外，对后世的帖学书家多有贬低，因此，他的立场是抑帖扬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