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艺术行为，还是江湖杂耍？

■杨卫列

    在当代书坛，书法家王冬龄的创作很能吸引人的眼光，进而引发截然不同的评判。赞成者谓之有探索精神，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书法艺术之中，促进了传统书法艺术的现代化，推动了书法更好、更快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批评者则认为王冬龄已黔驴技穷，但他偏偏又不甘淡出人们的视线，于是总是想着花样翻新，用江湖杂耍代替书法创作，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赢取人们的关注。

    这不，因为王冬龄2014年1月11日亮相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气呵成书写了巨幅“地书”狂草《道法自然》，书坛人士又激烈地争辩起来。先是国内舆论痛斥王之行为是“以老北京天桥下的‘中国式杂耍’迎合欧美人的猎奇心理，哗众取宠，丢人现眼”；接着是泉城子于2014年4月2日第13期《书法报》“言论版”上刊文《“地书”不是“中国式杂耍”——王冬龄美国展演“地书”刍议》，为王冬龄的“地书”辩护；随后，又有曾如影在2014年4月9日第15期《书法导报》上刊文，直斥“王冬龄‘地书’就是‘杂耍’”，言辞直接、激烈。

    那么，王冬龄的“地书”到底是艺术行为，还是江湖杂耍呢？

    要对此作出合理的判断，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样的书写是艺术行为，什么样的书写是江湖杂耍。在我看来，判断一个书法创作者的书写是艺术行为，还是江湖杂耍，首要的不是看其书写场合，也不是看其书写载体、书写手段、书写工具、字径大小和书写字数等与常态书写是否迥然有别，而是要看这一切所达到的最终行为结果，即其书写的作品是否具备书法的用笔美、结构美、墨色美、章法美和文辞美。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以为，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某人不是在书斋，而是在公共场合书写作品，就斥责其书写行为是江湖杂耍。同样，也不能仅仅因为某人不是把宣纸铺在案上，而是铺在地上书写，就斥责其书写行为是江湖杂耍。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某人不是使用右手，而是使用了左手等非正常书写方式，就斥责其书写行为是江湖杂耍。同样，也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没有使用常态创作的毛笔，而是使用巨型毛笔书写了巨型作品，就斥责其书写行为是江湖杂耍。至于书写字数的多寡，则更与其书写行为是否为江湖杂耍关联不大。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其在公共场合的书写行为是否发挥出了其书写的最佳水平；其所使用的书写载体、书写手段是否影响了其书写水平的发挥；其手中的书写工具是否能够挥运自如，是否有丰富的表现力；其书写的单字、作品是否超出其挥运范围以及其视野之外。至于书写的文辞多寡更是无关紧要。只要其文辞不低俗，有思想、有文采、有真情，便足够了。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江湖人士，由于书法功力严重缺失，于是就常常以杂耍代替创作。他们或在女人体上书写，或执巨笔、书巨字；或以左手、脚、嘴等非正常的方式书写。但其终极目的无非是夺人眼球，糊弄圈外人士，而非艺术创作。

    王冬龄的书写行为与江湖杂耍人士的书写行为有本质上的不同。王冬龄的书写场地虽选在公共场所，但主要目的是宣扬书法，扩大书法在世界的影响力。王冬龄虽将宣纸铺在地上，但那是创作巨型作品的需要，同时也许还与馆内一时找不到巨型书案有关。王冬龄写的虽是“地书”，但其书写的载体毕竟还是“墨分五彩”的宣纸，而非其他。王冬龄虽只写了四个大字“道法自然”，但其书写的文辞颇富哲理，道出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王冬龄执笔用的是双手，而不是嘴或脚。这就从一定程度上确保其用笔的自如灵活。王冬龄双手执的是毛笔，而不是尼龙笔、海绵笔或者拖布。这就从一定程度上确保其用笔、用墨的质量。王冬龄书写时使用的虽是巨笔，但毕竟还能挥运自如。这就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用笔的核心要素“提按”不被消解。王冬龄书写的单字虽两米见方，但毕竟还在其双臂的挥运范围之内，其整幅作品也仍在其视野之内。这就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其“地书”作品单字的结构美，整体的章法美。更为重要的是，王冬龄书写的“地书”作品“道法自然”四个大字，只要看过这幅作品的图片，只要不带偏见，估计观者也不能不承认其作品有着颇深厚的传统功力，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