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故居

　　二○一一年岁末的十二月十七日，是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位大文化人，曾是民国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在日伪时期，大汉奸汪精卫曾千方百计想动员胡适出山，当日伪的教育部长，被胡适义正拒之。在国内革命战争年代，胡适目光虽不无失聪之处，但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去解析，还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文化人之一。故而写此忆旧文章，以示对其的怀念和敬意。

　　一

　　胡适落生在上海。但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四岁至十三岁)，是在他故居皖南绩溪一个名叫上庄的小山村度过的。如果说一个人的童年潜影，将追随到人的生命暮年、并将影响到人的整个一生的话，这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小山村，无疑给了大学者胡适以生命的乳汁。从胡适的著作中，也反馈出了故园对他的影响，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流露出他对故园中一草、一木、一石、一水的眷恋之情。

　　上庄享有中国村史的殊荣。中国徽墨创始人胡开文生长于斯；一代名冠五岳的徽商胡雪岩出生于斯；胡适又是从这个小村走向世界，因而绩溪上庄因出了“三胡”而享誉全国。可以这么说，一个小小山村升腾起璀璨三星，是中国历史上难以寻觅的；若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其内，胡适这颗文曲星则最为耀眼。走访胡适故居那天，清晨细雨迷离，待下车停步于石桥(胡适在其诗文中称之为“溪桥”)，雨声中又闻潺潺流水之声，一条银链从乱石中飞流而下，穿过溪桥一路喧哗东流而去。此情此景已使人恋栈不前，再沿着水雾迷蒙的河水向山上眺望，河岸山峦叠翠，竹林在雨丝中酒醉般地婆娑起舞，使我们这些来此觅故的文人，似被此灵山秀水勾去了魂魄。直到胡适故居的女讲解员催促，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溪桥，步入上庄村巷。

　　应该说上庄是个石头铺就的村庄。记得昔读胡适书文，在其记述其母冯顺弟的章节时，曾提及到他的外祖父是个每日担运石料的穷苦人。而上庄的每一条小巷，都是用石块铺成，想来那九曲回肠的条条石路，是累煞了挑夫们脊梁的；由此可见胡适的母系家族，出身劳苦阶层并且度日非常艰辛。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在年方十七岁时，嫁给了比她年长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传，因为当时胡传为官，所以她出嫁的目的十分单一，就是为了解脱其生活的寒窘。胡适四岁归乡那一年，胡传因病猝然辞世于厦门，因而少年时代的胡适，是在其母亲冯顺弟的浆育下生活的。胡适之所以后来成了学者中的一名孝子，是与这段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据史料记载，父亲胡传只是教过幼童年代的胡适认字，胡传病故之后，农村出身的母亲，成为胡适的全部依附。因而如果说胡适成年后，在婚姻上留下了什么不幸，与母子情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是其母冯顺弟为他操办的终身大事——他的妻子江冬秀，与胡适在文化上的差距若同南北两极，胡适完全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道，而接受了这个并不和谐的婚姻现实。

　　穿过胡适故宅并不宽敞的前院，步入后院故居的屋舍，由于天空霏雨未停之故，正堂显得非常阴暗；加上多年来虫叮蚁咬的木柱，油漆早已斑驳失色，胡适家宅中所有房屋，都旧得如同僧舍斋堂一般。据讲解人员告知我们，尽管这样简陋，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年代，腾出了这个昔日的胡适家宅。室内无灯，我们十分费力地才看到胡适父子的画像和一家人的照片，悬挂在正堂内两侧的墙壁上。正堂中间留有书法家抒写胡适的一副对联，上写：“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三尺空无人。”对联写得有点孟浪，但不失后人对一代国学大师的敬崇。照片上的胡适俊秀潇洒，笑容犹若三月春阳；可是坐在胡适身旁的江冬秀，则长得圆头胖脸，没有一丝娇美可言——这破落的庭院与室内的有失谐和的照片，使我们一行来访故的文友，都为此而心态失衡。

　　胡适一九六二年病故在台湾，终年七十二岁。到他的生命终结为止，一直是与这位夫人相依相伴的。在许多胡适的著作中，都印有他与江冬秀的合影，照片上展示的情态，虽然不失为卿卿我我，但这并非胡适内心的真实写照。胡适十七岁开始发表文章，二十岁赴美留学，二十六岁开始了对八股文发起冲锋，写出《文学改良刍议》等激昂文字，二十七岁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可谓一代文化娇子。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家闺秀和窕窈淑女，对胡适的倾慕者如彩云追月，胡适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曾在婚后有过婚变的欲求，但是那位江冬秀将刀架于儿子的脖颈之上：“离婚也行，先杀了孩子。”能向封建八股吹响围歼号角的胡适，在家庭的方寸帏阁之间，却成了一个妥协者，这是胡适人文分裂的最大隐痛。据讲解人员告诉我们，之所以如此，是胡适怕为此而刺伤了母亲的心——因为胡适的婚姻，是其母冯顺弟同意并支持的；因而尽管胡适在北大任教其间，其母已然不在人世(冯氏病故于一九一八年绩溪上庄)，胡适仍不愿违背亡母之命，在家庭生活上有所突围。

　　其母病故后，胡适曾携妻子江冬秀来老家奔丧。他在《奔丧到家》一诗中写道：“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是少了心中狂跳！／何消说一世深恩末报！”由此可见其母冯顺弟在胡适心中的磐石般难以动摇的位置了。指点封建文化容易，撼动家庭封建孝道难行——这是胡适人生乐章中的一段不谐和的变奏音响。

　　二

　　正堂旁边的两间耳房，比正堂还要幽暗了许多。一间陈列着胡适在国内外出版的各种著作，另一间则是胡适书信的复印件。胡适一生著作丰厚，从哲学、经济学到教育学、文史学，都留下他一本本大书。尽管这位大学者，在国内阶级斗争年年讲的漫长岁月里，一直被认定为反面教员，属于打靶的靶牌之列，但是随着历史的自我反思，在改革年代开始以来，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成果，日益被学术界视为拓荒新文化的丰碑之一。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省县各级文化机构，近年来不断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请求将胡适故居列入国家文化重点保护单位，并给以适当的修缮。可是一直未获取批复，究竟是在哪环节上发生了“肠梗阻”，这不是我们能够详知的事情。

　　是不是见景生情之故？在胡适这座破旧的宅院中，我的思绪忽然像野马脱缰那般，飞到了远在欧洲的德意志。一九八七年的春夏时节，我应欧洲华人学会之邀，曾在德国逗留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其间，我曾特意去觐见马克思、恩格斯的故居。按着阶级划分，在资本主义社会眼里，马、恩是资本主义死刑宣判的始作俑者，该当罪莫大矣！但是马、恩故居并没因为他们一生张扬《共产党宣言》纲领，而遭到任何破坏。马克思故宅地下室内的大啤酒桶，至今完好无损；而恩格斯故宅的陈列室里，供人瞻仰的书信、手稿等至今接近完好无缺。而在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对一个大文化人的故宅，竟然任其风雨凋蚀，不闻不问不睬不答，实在使人感到吃惊。据讲解人员告诉我们，即使是现在的模样，也是县里和上庄人加以整修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不断，几乎每次运动，它都难以脱身其外，因而遭到毁坏的程度可想而知。

　　更使我们作家一行为之动容、并为国人罕知的是，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即思念美国实验主义教育家杜威之意，胡适受其影响极深，胡适即为儿子起了这个名字)，在北京解放前夕，曾经是胡适的思想叛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架专机接运胡适及其他学者及其家属，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离京时，思想激进的胡思杜并没随其父南行。可是这个与胡适分道扬镳的知识分子，并没得到革命的认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电闪雷鸣的批斗中，胡思杜自戕于唐山铁道学院。现在胡适家族中的成员，只有其长子及其长子后裔，定居于美国了。

　　在访问胡适故居时，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不能略去。那天我正闹着肠炎，又加上阴冷之故，便跑了几趟厕所。厕所设在胡适故宅的前院，当我正在那儿方便时，突然隔板咚的一声巨响，吓了我一跳——原来与茅厕一板之隔的地方是个猪圈，那声响来自猪闹圈。皖南因古老的徽州文化而闻名遐尔，这里许多文化古绩都保存得十分完美，但偏偏在近代史上对国学有着杰出贡献的胡适故居，前院竟然有个养猪的猪圈，这不是既滑稽又荒唐的事情吗？

　　雨过天晴，当我和几个文友离开胡适故园时，又见那条条石巷和溪桥，不禁使人记起了胡适早期的一首诗作。诗题为《我从山中来》，诗中白描般地写出了他对故乡难以割舍的赤子恋情：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到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此诗，胡适写于三十二岁，虽然今天看起来像一首儿歌和童谣，并无多少深邃的意境可以采掘；但是胡适在字里行间，溢满了对他故园的挚爱之情，却也到了纯真无瑕的程度。至今，胡适已然离开人世三十七个年头了，如果他在地下有知，当对这片养育过他的灵山秀水，痴迷到梦魂萦绕的地步。四岁到十三岁，胡适在这灵山秀水的石街石巷，留下了他的童真，也留下他初涉文学时的足音。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始终难忘在青灯冷对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琵琶行》、《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和中国历史——他是从溪桥乘船走出重叠的山峦，先到上海后又跨海出洋深造，留下多部反封建的激情文字和国学专著，而享誉世界的。

　　归宾馆后，思绪万千，信笔涂鸦打油诗一首，以抒心怀：

　　遗老遗少皆树碑，

　　楼堂馆所金壁辉，

　　胡适故居今何相；

　　肥猪拱板破檐垂！

　　参观胡适故居，已经多年前的往事了。但是往事并不如烟，至今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但愿那座故园已经得到整修，那有煞风景的肥猪闹圈之声，已然消失尽迹——文人不懂文外事，这仅仅是一个文化人的夙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