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自传摘录

　　我于1925年出生于湘潭市城内裕芒花圃，祖籍是株洲县堂市乡楼厦村（原属湘潭县）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李遏非公毕业于北京法政学堂，曾任湖南省高等法院民事庭长和推事，公余喜爱诗、书、画。父亲李伯元公系北京朝阳大学高材生，不幸英年早逝。母亲文泽清家教优娴，乐善好施。我原名心挚，因自幼爱石成痴，自号石庵，在求学期间，因欲求自立，遂更名李立，号立翁。

　　我七岁丧父，幼年随母寄居外祖父家。外祖父文禄存公与齐白石大师乡谊甚笃，外祖母曹辨琴女士乃乡闾名流曹槐三公之女，娴淑温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且喜收藏名家字画精品。外祖母对我极为怜爱，视若掌上明珠。每年除夕，外祖母总要在城堂上更换新的字画，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天，我爬上阁楼，惊慌地发现这里收藏了大批字画，字画上那方园不一、古朴刚劲的珠印更令我惊吧不已。我把那些印章剪下来，装订成册，反复玩味摹刻。外祖母发现后，虽然心痛这些艺术品，但也没过多地责怪我。这件恶作剧，奠定了我的金石书画生涯。

　　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我三岁学书。少年时候，我对金石书画之迷变可谓如痴如醉。我将外祖母家的一间废弃的房子收拾一新，饰以字画、陈以石头，命名为石屋，自号石庵。我常独处其间，手不释刀，刻磨竞夜，亦经常在此习字作画。在学校读书时，有一闲暇，即刻石、练字、写生。老师、学友向我索要刻石、字画，我欣然应允，族人或同乡请我写字作画，我亦乐此不疲。因此，我自小在家乡便小有名气。

　　1942年，我刚满17岁，便将平时所刻拓印总成一册，名《石庵印草》，姻舅父胡文效见之，十分高兴，欣然为予作序，写道：“石庵之天赋特异，重之以学，其将继李云根、齐白石诸先生而以艺鸣于时乎”。因胡文效先生与齐白石老人过从甚密。因此，他鼓励我将刻成石拓印一册，奉寄在北京的齐白石老人。白石老人当时８３岁高龄了，但他并没有冷淡我这个小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信中说：“刀法足与余乱真，予叹之……予心虽喜，又可畏可渐也，”并谆谆告诫我：“始先必学古人或近代时贤，大入其室，然后必须自造门户，另具自家派别。”信中要我寄去“古谭州人”的印章，留存纪念。大师的指点与告诫，令我十分感动。从此，我更勤于刻石，深恐有负老人厚望。

　　1944年，我在战乱中读完中学，考入设在湖南的华中美术学校。在华中美术学校期间，白石老人“自立门户，自成派别”的教导时常激励着我，使我勤奋自持，我亦经常写信向老人请教，老人每信必复，甚至“临发此函时，画一虾寄其意”，其严谨的治学风格对我影响很大。以后，我常以“吾师自动化”、“学不厌”、“多思”等入印而经图励专。我还刻了一枚肖形印“牛”，用来鞭策自己。

　　1946年，我又考入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在这所一流的艺术殿堂里，我如饥似渴地汲取艺术营养，常常去听国画大师潘天寿、诸乐三等人的金石书画课。这期间，我系统地学习了明清及现代各家印派有金石艺术，重点专攻白石治印之学，并攻文字学、美学，从而为我的金石书画生涯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基础。

　　我虽常得白石老人指点，但一直未能亲聆教诲。新中国成立后，我于1955年北上面见恩师。在北京西单跨车胡同，白石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邀我一起进步，倾心长谈，老人把自己多年的知识和经验和盘托出，使我大开眼界。这些往事，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感于老人的耳提面命。我开始收集老人的印章和手迹。90年代初，我整理《齐白石印章的研究与哲学》一书，长时期是对恩师知遇的一点报答。

　　解放后，我分配在长沙市八中任教。教学之余，仍迷于刻石，用有限的工资，购回一盒盒、一箱箱的石头。有一天，我在湘江边散步，发现一砣光滑罕见的大卵石，立即招来家人，招至家中，立于门首，刻上“石屋”二字，石屋便成了我住所的真实写照。

　　文革期间，我被戴上“齐白石的孝子贤孙”、“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牛棚。我夫人谢晓茵也进了“五七”干校。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一刻也不曾忘记我的艺术追求。偷偷地用发给我写检讨的纸写下了《印间技法十讲》的大部份手稿。

　　文化大革命后，我回到长沙第八中学。1984年，长沙铁道学院候振挺院长想开设艺术系，我便调到铁道学院工作。1989年，我已超过退休年龄，省教委继续留用我，将我调到湖南高等轻工业专科学校工艺美术系任教。

　　我习金石篆刻，先从研究中国文字学入手，力求对小篆、大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上溯周金文，旁及秦砖汉瓦，我都心摹手追，运化入印。近年来，我常以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入印，侧重刀法意趣，以刀为笔，在章法上追求粗犷豪放、古朴浑厚的气韵。我也从汉代官司印中难度较大的“急就章”的刻法中汲取养分，以期达到那种经意不经意之间的艺术境界。

　　几十年寒暑无间的艰难求索，我的金石书画艺术终于小有所成。自1979年出版由矛盾先生题封的《毛主席诗词印谱》后，我相继出版了《李立金石书画集》（香港出版）、《文天祥正气歌印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等专著。我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万里、田纪云、钱期琛、赵紫阳、胡耀邦、姚依林、宋平、王震、方毅等人治过印，也为梅兰芳、茅盾、吴冠中、赵少昂等文艺知名人士刻过图章。日本前首相中曾根、竹下登也来信索要我的印章。我的作品还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或在外国展出。近年来，我的篆刻作品5000多枚传到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于流传在国内被人所珍藏的就不计其数了。

　　我曾三次东渡日本、七次到香港、一次赴台湾、一次赴泰国举办个人展，进行艺术交流。1984年，我的作品入《中日二十人书法联展》，在日本五大城市展出，日本大贩市知事授予我“金钥匙”一枚，是国内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同年８月，我的小篆又被选入《中国书法艺术展》在联邦德国和芬兰展出。１９８５年４月，我首次在香港举办了金石书画展，获得了很大成功，港澳台１０余有报纸和电视台争相报道。1985年，我被列入日本出版的《现货中国著名印人三十家》，王福庵、齐白石、邓散木等前辈均列其中。1986年，我参加湖南省与滋贺县建立友好关系十周年“湖南名家书画展”，第二次赴日本展览，深获好评。1990年，我应台北市画学研究会之邀请，在台湾省台北、新店、苗粟、嘉义四市举办个人展。为办好这次展览，我花费了两个月时间，创作了《文天祥正气歌印谱》，展览70余天，获赠花篮80余个，台湾20多家报刊曾作专题报导，并被誉为大陆赴台进行两岸文化交流的第一人。1993年，我应日本滋贺县高岛町50周年庆典这邀，第三次赴日，先后在滋贺、东京、京都三地举办书画展览。1994年，我应泰国国务院副总理顾问黄桂吟女士的邀请，在曼谷举办了“李立金石书画预展”。近几年来，我还陆续收到来自美国、新加坡等地出访、讲学、办展的邀请。1995年５月，中央电视台对我进行了专访并在“东方之子”栏目中作了专题报道。

　　我的艺能有此成就，一切离不开生我养我的故土，因此，对故乡我有着深深的眷恋。1989年，我多方筹资20万元，在株洲楼夏、花石捐建了两所小学，并捐赠价值一万余元的图书。

　　我先后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副主席、顾问、湖南省工艺美术书画研究会会长，现在是湖南高等轻工业专科学校教授、中南工业大学和株洲工学院客座教授，还是政协长沙市委常委、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西冷印社的成员。1996年4月，我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2012年被聘为岳麓印社名誉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