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小长假，不去挤人海了。微博上信马由缰，过眼烟云之中，一段话从博山信海之中脱颖而出，曰：“近来索画者日众，回绝显无情，不回绝又违我意。画自有价，每平尺人民币二千。画廊收藏视量面议。文朋诗友熟人八折。本人不嗜烟酒而爱真金白银，谢绝以物易画。特告。王十月”。


　　耳闻目睹书画家们关于润格的吐槽并不少，但这一条却格外让我瞩目。因十月主要是个作家，和我算是同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于十月的遭遇，我就多一丝同情和理解。作家要和出版商斗智斗勇，因版税之事而纠结。台湾的刘墉就专门写过他和出版商之间的曲径回廊，深圳的美女作家猗兰霓裳也曾因稿费的事情而红颜大怒。如今不幸又多了一门手艺，也就多了一道烦恼。俗语所谓：“你拥有多少便被多少所拥有”。


　　十月此举，让我想起了18世纪的名画家郑板桥在扬州的言说：“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于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年也。”板桥所言“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与王十月的“谢绝以物易画”好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话，其中的辛酸和无奈却并无二致。在这件事上，时光仿佛凝滞不动。


　　和过去相比，书画家们的遭遇倒有不如过去之嫌。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开篇说了王冕的故事。王冕原是单喜欢读书的，某一日雨后放牛时感叹于荷花之美，自此“积聚的钱不买书了”，买了胭脂铅粉学画，三个月后便小成气候。乡间人不但田种得好，还有令今人汗颜的文化产业意识，“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以至于后来浙江诸暨一县都争着来买。王冕先生有这么好的环境，当然可以端着身板，写出“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的低调情怀。他是幸运的，没有王十月“索者日众”的烦恼。果若如此，恐怕一个大画家要被活活“索”死。齐白石老先生名满天下之前，也是在乡间为人作画，雕刻。没有这等积累，如何有日后之成就？


　　民间如此，那么《儒林外史》里所说的官场呢？单从艺术的价值体现来说，同样没有给人泼冷水。时姓知县要给朝廷的人送礼，送的是王冕画的二十四幅花卉，他花了白花花的二十四两白银，要知道，按照书中的描述，当时一个教师一年的馆金(代课费)仅仅十二两白银。当然，王冕到手的只有一半，另外一半被知县的头役翟买办给克扣了。头役的手脚不干净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但从现代眼光来看，算作中介居间费用并无不妥。至于知县给上司送礼涉嫌腐败行为，那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吴敬梓的作品在通说里属于谴责小说的范畴，鲁迅先生评价其“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捎带着还描述了一个时代切面里的文化环境，这或许正是名著之所以为名著的秘笈之一。时至今日，文化产业是各色人等眼中的宠儿，政策上有倾斜，媒体上是焦点，似乎是一片火热。但从艺术家们具体的遭遇来看，还有很多值得检视和改进的地方，王十月的遭遇，也正是李十月，张十月们的遭遇。


　　有个老段子，说曾有一位著名的相声艺术家去小贩那里买东西，小贩非得让老先生现场来一段儿，几番推辞小贩仍不识趣。老先生心里怒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站在档口开始翻篇儿，滔滔不绝讲个不停，人流很快把档口围了个水泄不通。小贩方才醒悟，这一天做不了生意啦！赶忙向艺术家道歉。这故事听着提气，可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这样的手段和智慧啊，所以还得靠规则和秩序。


　　艺术品也是商品，你去菜市场的时候，总不能说：这萝卜送给我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