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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真伪鉴定:书画作伪的方式方法(2)
2013-10-25 09:33 来源:无为斋 作者:徐邦达
 
  (四)造
  有一种根本不管某人的作品是怎样,随意凭空伪造,写上一个名字就算数。见得较多的如宋代岳飞、文天祥,明代海瑞的一般书法,具体的有元代泰不华的画石,萨都刺的花鸟,杨维祯的鸡,明代方孝孺的虎、松等轴。如泰不华(即达不花)以下四人,根本未闻他们是会作画的,这种明明不可能有的事,稍有美术史常识的鉴定的工作者,是闻而知其必伪的,所以也最容易辨别出来。用这种方式来作伪画,其原因,主要是取其无有对证便于欺人。所以,原为书画名手而一时又还有不少作品存世的,则较少有人去“造”它的。当然也有一些极次等的伪品,作伪者根本不去考虑那么多问题,而随意伪造,那就不在话下。
  作伪书画还有一些地区性的问题,例如所谓“苏州片”、“扬州片”、“绍兴片”、“广东货”、“河南货”、“湖南货”、“江西货”,等等。苏州片大都仿赵伯驹、仇英一路工笔青绿山水长卷。扬州、绍兴多仿地方名家,如明代绍兴的徐渭、陈洪绶,清代扬州的僧原济、郑燮等人的作品。山东潍县也有作郑燮伪画的。广州有一种臆造的宋代佛像画,大都设色浓丽。河南货多作苏轼、岳飞等名人伪书,也有将粉笺揉碎成冰裂纹的,极为下劣。湖南货用绫绢作明清伪画,有冷名的,画法亦劣,绫色往往焦黄。对识别地区性假书画,仅仅是增加一些常识的问题。书画既然已经看出了是伪本,目的已经达到,至于它是什么地方伪作的,就显得次要了。
  (五)代笔
  找他人代作书画,落上自己的名款,加盖印记,叫做“代笔”。书法代笔当然连名款都是代者一手所写,只是印记是自己用上的;绘画则有的款字出于亲笔,有的也可以另找一人代写,也只有印记是自用的。代笔书画虽然是经本人授意而成,和私作伪本不同,但从实质上讲,总是出于另一人之手。仅用本人的题、印,仍属于作伪的行径,只是出发点有所不同而已。所以我把它另立一节,附在各种作伪方式方法之后来谈。
  较早的代作书画的文献记载,有南梁陶弘景答武帝萧衍书启中说到王羲之的代笔问题:
  “从(羲之)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人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
  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
  所云“世人不能别”,可见“此人”(惜不知其姓名)与王书竟无多大距离,要是存到今天,想来我们更无法区别其真伪了。
  又在《历代名画记》卷九中记载:“吴生(吴道子)每画,落笔(即勾完墨线后)便去,多使琰(翟琰)与张藏布色,浓淡无不得其所。”这是吴道子作佛像壁画时叫人半代笔设色的一例。又同书卷十中记载当时人家收藏的王维画中:“多是右函指恽工人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掘,复多细巧,翻更失真。”这又是一例。较后曾见明人墨迹黄姬水致钱榖一札云:“寒泉纸奉上,幸作乔松大石,它日持往衡翁(文徵明)亲题,庶得大济耳。此出吾兄高义,不待名嘱也。理得早惠尤感尤感。十九日,姬水顿首。罄室老兄。”正是文徵明有代笔作品的确证。
  又见米万钟尺牍二通,其一云:“寄去抚台扇十柄,欲弟字画,烦老丈转送可复兄一代。须树石奇怪,着色鲜明,方如彼公意,必须五日内完,弟差人赍去。其花鸟必勾染,或可复兄不暇办,转烦善此为之,弟归时如数补谢,万惟留意。偶念方遣使相接耳。弟亦欲荐吴文仲,明日再言之。见文仲时亦可致意,然弟行甚急,永升言转促两丈速为弟一染卷纸,如抚台接去,则弟画便无完期,幸留意,定别有报也。”
  其二云:“可复兄卷可曾完否?名画扇毕竟出谁手,祈赐掷下,以便转缴。所应备笔资,唯命是听,径务封送,不必待弟可也。……承可复兄为弟作《移居图》,可得一看否?弟恶况中补得一诗,殊不能佳,此时不暇录,容再送可复兄。”
  米万钟画传世较少,真笔代笔一时还少区分标准,按可复为金陵胡宗信之字,胡画亦不多见。吴文仲名彬,福建莆田人,画人物、山水,形象奇怪,忆米画树石确有怪态一种,不知是否即为吴彬手笔。
  又见清代“内务府”“活计档”如意馆条:“(乾隆)六年二月十七日,内大臣海望口奏:画画人冷枚有一子(按:名“鉴”),现今帮伊画画,欲照画人所食次等钱粮赏给工食,应否之处,请旨。”“帮伊画画”,可见冷鉴有时就为他的父亲代笔作画。清宫画画者找人代笔,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皇帝也不以为嫌。听老辈说:弘历曾询蒋廷锡,你的代笔人是谁?云云,可为一证。下面谈一些见到的具体情况。
    1.代笔书法
  代笔作书有两种不同的作用、目的,一种在日常应用中出现,例如书传上记载宋代韩世忠是不通文墨的武人,手指又多残损不全,当然不可能执笔自作书信。现在见到有几通他的官牍,都是学苏轼书体而写得很漂亮的行楷书,如《高义帖》、《总领贴》等,可以肯定它必是代笔书。又见南宋岳珂的一通官牍《揆序贴》,正书十分工整,只“珂”字签名作行体,显然两者非出于一人之手。按岳珂正书真笔,曾见于唐摹《万岁通天进王氏贴》后跋,其书和此牍也绝不一样。这种官场来往翰牍出于幕僚们代笔是理所当然的,历代是屡见不鲜。有些著名文士也往往找别人代作尺牍等。如宋代的苏洵,他就经常叫儿子苏轼代笔作书。后世如清代的王士禛、纪昀等,也往往叫别人代写书札。
  还有一种是卷轴欣赏的法书,那些著名的书法家,有的因年老力衰,也有应酬实在太忙,自己无法料理,不得不自居于被“捉刀”的地位。我们见到的大书法家代笔书最多的,应推明代的董其昌,他请了一位姓吴名易的文士在家中专替他代书应世。
    2.代笔绘画
  绘画没有日常应用问题,画家找人代作,不外乎同于代书的第二种原因。也有因为当时的社会地位较“高”,不肯随便应酬而找人代作的,但这到底不是多数。例如曾见王时敏32岁画赠某达官的一幅《南山图》寿轴,就非亲作。最奇怪的是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几乎90%以上全出当时画院高手代笔,他既不是年老力衰,也非疲于应酬他人,因为所有画幅大都存于宫内为自己欣赏——最著名的所谓“积至千册”(页)的《宣和睿览集》,尽管题上“御制”(诗)、“御画”、“御书”,但实际上那些“御画”没有一幅是赵佶亲笔的。采取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真不明白他是什么心理,可能是要托以传名后世吧。
明、清以来名画家代笔较多,以董其昌“领先”。陈继儒的山水,几乎无一不是出于苏松派画家赵左等人之手,曾见陈画《江南秋图》卷,即赵左代笔。而清代的金农更有后来居上之势,他的作品更有95%是罗聘、项均等人代作。其他的如文徵明、唐寅、杨文聪、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蒋廷锡、董邦达、钱维城等人,所见代画的作品也较多。偶一见到的有僧髡残代程正揆的二扇页,黄鼎代翁嵩年的水墨山水轴。髡残、黄鼎的画其实都胜于程、翁。这在代笔画中是难得有的事。
  3.半真半代
  还有一种半代笔画,所见如元人“三竹”卷之一(《墨缘汇观》卷四著录)管道昇《墨竹》短卷。管氏先作竿、叶,用笔较瘦,后经赵孟頫添了不少大叶子。此卷今藏故宫博物院。又沈周《浅绛山水》长卷,末另纸自识;事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此卷中间羼入代笔数段与亲笔衔接不上。代者技巧较低,显而易见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又有一种别人先代画,又经本人润饰一下,例如王时敏《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图》轴,原为王翬代笔,其后王时敏自己又在几株主树上加了一些焦墨勾笔。此轴见《虚斋名画续录》著录。
  4.交互代画
  清代宫廷中的供奉们的作品,可以随便互相题上一人之名以应付差使,如贴在宫殿墙壁上的。乾隆时的方琮、袁瑛、王炳(都是张宗苍的弟子)等人的山水画,有的交叉题款,竟分不出到底是谁画的。这种情况较少见。
  要便于区别代笔书画,也同上面讲到的区别仿作一样,先找与原作者有关的一些人,主要是子侄、门生、故旧等的本人作品。例如要辨认文徵明书画的代笔,必须同时熟悉文彭、钱榖、朱朗等人的本款书画;要辨认金农的代笔画,则须熟悉罗聘、项均(项画本款极少)等人的本款绘画等等。当然我们对于那些有代笔书画的作者,每家有哪几个代笔人,还无法了解得非常清楚,这只能尽其所知罢了。又一般所见,大都只有行家(内行)代利家(比较外行),如赵佶、董其昌、金农的代笔画,无不皆然。例外的,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两种不同的路子,基本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而形成,即“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区别,也就是“不求形似”与“求形似”的分歧。文人画家往往有一些是书法家、文学家,以其余兴作画,在入手时就不甚注意练习刻意捕捉形象(写真、写生),甚至也不死守绘画法规,他们至多吸收一些古人的笔意,凭以挥洒,寄托自己的“高逸”之趣。久而久之,手法也能自然纯熟,但与刻意求工能、讲形似的老画师的创作,不大一样。到了这个地步,你再要他去讲工能、求形似,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赵佶(还比较“能”些)、董其昌、金农等人的创作思想,都是属于“文人画”家的范畴,哪能创造出刻画工能的同于谨守六陈规、体物精微的老画师们所作的一样的作品来呢?
  有人问我:“代笔书画算不算是‘赝品’”?我回答道:代笔就是代笔,我们也不必去硬把真、赝两个字给它作死的规定。当然名(款称)实不相符,终究和作伪还有些共同之点,因此把它放在作伪的末节来谈,我以为还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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