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
形象传承历史借古教育今人
为了让参观者更形象地了解科举制度,这家博物馆用今日的各种考试做对比,一下子,拉近了今人与科举距离。这也是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创新之处。
科举时的文童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秀才对应中学生;举人则是高中生;贡士是准大学生;进士为大学生;状元是皇帝钦点的最优秀者。院士、乡试、会试、殿试则分别相当于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
该博物馆给出了一组数据显示,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共产生了700名状元;11万余进士;文童有3亿人。关于一些古人的科考历史,也在博物馆里有所展示:蒲松龄10几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72岁才成为贡员;范进中举,就是中考,考了至少十二三次。
在所有收藏中,还有科举考试的作弊工具展,同时在一边还放了现代人作弊的工具,这个展览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历朝历代,只要有考试,都会有作弊。”副馆长贾伟介绍。
展品中有一个最小的作弊携带物,上面的字迹是印刷体,虽然每个字只有针眼大小,但是清晰可辨。据了解,上面共有2.9万个字,写的是41篇举人的范文,这个“小抄”有一个儿童巴掌大小,放在千层鞋底里就可以混入考场。
贾伟副馆长说,当年鲁迅的祖父,还亲自为鲁迅父亲的考试打通关系,其父亲当场被拘留;祖父则被判刑12年。
4年多里,博物馆迎来的客人有4万人,其中半数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还包括日本、美国等地的外国人。
经营
独自支撑四年 今盼资金支持
最初开设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只是把兴趣爱好作为第一,他将自己的院子拿出来作为场馆,一坚持就是4年。慢慢地他知道,这个博物馆更多地承担了传承缺失的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
“我想,这个博物馆的作用是向老百姓普及文化、历史知识,满足审美和好奇心。”姚远利说,同时也是与当前的社会教育相结合,对于广大青少年而言,看到科举的文化,也看到了古人拼搏、奋斗的精神。与此同时,那些从各地搜集的匾额,作为当时拥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其中的书法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在开办科举匾额博物馆的过程中,姚远利也在不断思考文化的传承,他曾给全国政协委员写过一封信,建议规范一些单位,比如高院的标示,他说,标示不只是一个符号,更非仅仅是装饰,而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他也建议在公民道德教育和《文明市民公约》、《婚姻法》中明确倡导“孝敬父母”的美德等等。
和许多民办博物馆一样,多年来,科举匾额博物馆的经营也靠个人的贴补以及门票的收入。当年,姚远利有个想法,只要东西有文化,相信会吸引很多人,通过门票“以馆养馆”,“哪怕收入和支出持平也行”,但时间长了,才知道收支平衡只是个愿望。
最初的两年人比较多,有讲解员,每年的费用支出在五六十万;现在每年的支出缩减至30万,但一年的收入却不足10万元。
“主要是靠个人的原始积累,也有人说我把2600平米的院子租出去,一年的租金就一二百万。”姚远利没有这样做。他认为,民间博物馆的藏品虽然有私人性,但藏品是稀缺的文化资源,其文化性、历史性却是公共的财富。
“我在尽最大的努力支撑,支撑不了也会关门,甚至把所有藏品卖掉。”对于博物馆的未来,姚远利说他更希望政府能够出台相关法规,对民办博物馆有资金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