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您的个展“等待花开”即将在今日美术馆举办，请介绍一下此次展出的作品（特别是新作）。

　　王：除了油画之外，我把草图和作画记录也当展品。油画包括从威尼斯平行展回来的油画、近期的“等待花开”系列，以及个别的“风往回吹”系列中的一两件作品。作画记录是用粗马克笔写下的，因为我忘性大，几天不画画就会忘掉前面画画的方法，为此我决定把重要作画节点随时记录下来。我希望这些字还可以被当成像画一样重要的作品被人收藏。当它们挂在某家人或某个美术馆的墙上时，不仅仅是“名人字画”的价值，更主要的是收藏了思想的痕迹和作画的秘笈，这样对于学习绘画或者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人是很重要的证物。
 

　　2.从2006年的《整容》系列至今，在您的多个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创作视角及理念上所一直存在的变化，能否结合作品系列具体谈一谈？

　　王：2006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个展，它的名字叫“整容”。那个展览是我重回绘画圈的序幕。这种将中西文化符号嫁接在一起的方法是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首创。我将对联、故宫红墙、中国花鸟画、时装模特儿以及自画像与西方经典肖像并置一处，这种被称为“文化波普”的风格立即受到了国际买家的青睐。但是，它深刻揭示的媒体所带来的平面化时代被忽略了，人们感兴趣的是对文化符号的消费。于是波普风、艳俗风和卡通风掀起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时尚”浪潮，不如此就被“不当代”了。我感到了失望，于是我画了盲目的“人类”系列，还做了行为艺术展示：头裹红布和白布的人或读书报、或骑车比赛、或无方向的走来走去。但是我渐渐厌恶起艺术圈来，直至失联五六年时间后决定以“整容”结束过去的风格，从零开始新的创作征程。
 

　　3.传统与当代的因素仿佛在您的作品中共同存在，您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您的创作中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的？

　　王：“什么”是传统？什么是当代？从时间上说，传统在中国主要是指印象派之前的西方艺术和中国古代绘画。从风格的角度，传统在中国特指写实绘画。民间味、表现派、抽象派等都不是“传统”的（其实也是传统的）。“当代”又是什么呢？通常特指影像、装置、行为或观念艺术、这些界定方法是可疑和草率的，甚至是功利主义的。就像根据头发长短分男女，根据财富定成分，那样都不可取。当然，我必须承认，正是这些简单粗暴的划分方法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我一度犹豫不决，甚至悲愤之至并差一点放弃画画。要反绘画必先反写实，要反写实必先反技术。只有技术被“打倒”，人人才能是艺术家（博伊斯语），才好“浑水摸鱼”。当“传统”被取缔之后，艺术的坐标就没了，当艺术的坐标被消失之后，圣人和骗子、神仙与各种妖魔就都出来了。我看到了一种机会，一种可以使绘画复兴的机会，诚如你所见到的：我的策略是撕碎一切标签和主义，突破一切人为的壁垒与形式边界，让所有的标准在我身上失效。
 

　　4.无论是之前的版画创作，抑或是现今的油画创作，人物似乎是您作品中一直以来的主体形象，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历史上的绘画，大都以人物为题材。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出于人自我中心的本能。人类总是以自己去衡量世界，认识世界，使用世界。换句话说，人物题材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最重要的表达工具，交流工具，甚至是一种永恒的战斗武器。能够个性化地使用人物，能否使人物具备语言上的独一性和精神上的代言性，是传统与当代的分水岭。人物技术的水准也是“写实绘画”的核心坐标之一。绘画无技术就像女人不性感。漂亮不漂亮倒在其次，性感不性感才是大问题。
 

　　5.看似并不相关的事物常常并置出现在您的画面之中，这使得作品在视觉呈现上仿佛具有某种抽离叙事的超现实感，甚至荒诞感，能否结合作品谈谈与之相关的思考？

　　王：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是超现实的，但不是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发端于佛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而我的超现实是有意识的，是一种为了表达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而不得不杜撰出来的场景。譬如“火灾”，那个丰满的女人体让人想起了祖国，纵火闹事的“人民”如蝼蚁。我先让人体躺在画面上，就像古代提香的维纳斯，然后每天翻微博，寻找那些刺激到我的事件之后，我找来学生或熟人拍照，以具体的真实的形象去表达抽象的虚拟的意念与观念。这是一件令人着迷的工作。情感和理智、正念与邪念、公义和私心、手艺和大脑全都能用上。绘画已进入我的生活，并有希望进入大众的生活，使之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艺术品消费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的必须品。
 

　　6.一直以来，您十分注重对技法的探索，这在您的教学理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您如何看待技法之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或者说意义？您是否认为技法仍旧具有潜在的探索空间及可能性？

　　王：技术是一个中性词，它像砖石一样既可以垒猪圈，也可以盖宫殿。一百年来人们以“摄影”、“模仿”、“匠人”、“精神”、“本体”等待借口来贬低技术，将它和知识、智慧和创造性对立。这既是奴性、市侩和从众心理使然，也是主观、短视和“成功学”使然。绘画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它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它是一种出自生命的无法消灭的本能。你看儿童天生就爱画画即是证明！但是，自塞尚的理性主义独大之后，技术一路衰退，到杜尚时，绘画已基本从主流艺术舞台上消失了。到了博伊斯和安迪-沃霍尔，艺术的概念也不复存在，“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博伊斯），“每个人都可以出名10分钟”（安迪-沃霍尔）。中国正步其后尘，并且将文革的“破四旧”扩展到破除一切传统的束缚。我曾经是一面反传统的旗帜（“将错就错”），但是，我现在自觉“向真理投降”（我的一篇文章），愿意做一个“反革命”：要重提技术，仍然把它看做绘画和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不是情绪，而是出于一种对隐形真象的“看见”。
 

　　7.您的艺术创作涉及多种形式，而绘画始终贯穿其中，在当下形式多元的艺术创作环境中，您认为绘画应当如何展现其自身价值？

　　王：就像海潮那样，进退起落是连续的成套的动作。欲进先退，欲落先起。多元回归一元，一元分化成多元，这是永恒的规律。人们对科技发明大惊小怪的原因是不懂这种规律，比之自然和生命的存在，所有的知识都是无知的证据。我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我不固守任何概念和成果，也不会在乎任何定义和标准。当我明白绘画是一种与生命相伴的本能时，所有历史上的自以为是的对绘画和艺术死亡的宣判，都是一些应该扔掉的臭气熏天的杂碎。
 

　　8.您曾说自己是一个“矛盾体”，也谈到自己经历过叛离与回归，能否具体谈谈这些在您艺术思想中的所指？而今您是否寻找到了一种内在的平衡？

　　王：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大多都是线性的，就像天增岁月人增寿，从小学到大学，从零资产到有些积蓄，都是线性的递进或者后退。但是，只有小事情或表面的事情是多元的，无固定方向的，或不可预测的。大事情只有一元，只有一个方向，就像人一生下来就向死亡迈进，河流总是流向大海，太阳总是在其轨道上运行……。我所经历过的困惑与矛盾、叛离与回归，如崇拜毛主席似地“革命者”，拿现代派攻击写实主义，向学院市场和批评叫板，鄙视权力与金钱等等，都是以经验反经验，以知识反知识，以己去反人。在我经历了这些“复杂”之后，我终于发现了那些永恒的坚固如磐石的真理的存在：“不变”与“一元”。我的内心便如大海一样宽广，像天空一样无边，不需要再“平衡”，只是随遇而安地拥抱一切矛盾，而且享受这生机勃勃的，既冲突又和谐的上帝给以我们的美妙无比的馈赠。
 

2014年5月15日于万圣谷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