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瘦、卷发的张元，酷酷而文艺腔的王小帅，稚嫩的贾樟柯……画画的北京艺术家刘小东，大胆地在上海民生美术馆里晒起曾经一起混过的“朋友圈”，并起了个戏谑的标题——“儿时朋友都胖了”。

　　展览的这1000多张照片，按时间顺序，从1984年到2014年，以时间为轴，以艺术家与家庭、朋友、社会的关系为线索，把艺术家的个体成长史、生活体味、社会洞察呈现于观众，为观众搜寻这三十年社会生活及时代变迁的轨迹提供个体性的样本。这些精神个体，如今大都从“什么都不是”的文艺青年，成长为今天的文艺创作主干。

　　艺术家刘小东，似乎是生活的眷顾者。2006年他的巨幅油画《三峡新移民》在拍卖场卖出了2200万人民币——这在当时大多艺术家还在贫困线挣扎的年代，那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刘小东一夜“暴得大名”。

　　2007年2月，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笑傲威尼斯电影节，凭借《三峡好人》一片擒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刘小东作为影片策划人和贾的好友，共同前往威尼斯领奖。媒体评论说，刘小东是中国独立电影的最早参与者，在王小帅1992年的电影《冬春的日子》里，他是男主角。刘小东有个公认的美丽而才情的艺术家太太喻红，一个漂亮的女儿。

　　不过，51岁的刘小东却很焦虑。“前半生过得太精彩，后半生不知道怎么过了。30岁那时想，活到50岁干嘛，40岁死了完了，可是你到了50岁，还很贪婪。”他说。

　　刘小东的艺术创作，很容易让我想起美国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雷蒙德·卡佛。他们都是从现实主义中出来，但又不完全遵循现实主义。他的每一幅画，都好像是一个场景剧，一个熟悉的场景，一些离奇的组合，看似背后还有欲说还休的故事，就像卡佛笔下的故事一样，刻意抽离了那些明确的叙事线索，你只能猜测。

　暴得大名，既兴奋，又焦虑

　　记者：展览起名为“儿时朋友都胖了”，实际上是想传达社会的臃肿?

　　刘小东：城市化的客栈，消费时代对每个人生活的改变，每个人都在臃肿，社会更加臃肿。我只是感受到今天的世界不断在膨胀，像宇宙在膨胀一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从观念上，我是有抵抗的。但现实生活中，你的抵抗也是没有用的。前两天报道，说要把高铁提升到2000公里每小时，疯了，太恐怖了。展览中有幅画叫《吃完了再说》，我们过多把问题留给下一代，每个人都有孩子，下一代怎么面对这么肥胖的社会啊。

　　记者：从你成名的《三峡新移民》开始，很多人把你评价为现实主义画家?

　　刘小东：现实主义有明确的概念，我还是偶发的成分多一些，结合了一些现实的成分，想说说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你看我画一个烧耗子，那是他真正烧耗子么?不一定。为什么画一条长长的河，可能是一种心理的暗示。有很多主观安排的，色彩的抽象、游离，但又不像表现主义的东西。有心理活动在其中传达。

　　记者：在《三峡新移民》之后，你还画过林志玲等一些演员?

　　刘小东：画林志玲，当时因为我画三峡特别有名，我很害怕别人把我当作一个三峡的专题画家，那么相反，我就画一个很甜美的演员，修正我自己和别人对我的看法。在2010年上海双年展上展出的《出北川，入太湖》，在当地找7个小女孩太费劲了，就找了几个演员，都是演不上戏的那种。我画三峡抬杆子的人，那都是北京工人，也不一定是三峡工人。所以我不是现实主义，我不是纪录三峡工人有多么艰苦，我传达的是精神生活有多么悠远。它的复杂性，借用现实的景观传达一种可能跟现实有关的忧患。也跟精神生活的空虚和不确定性有关。

　　记者：你按照这些年份来梳理这么多的照片，其中哪些年对你影响特别大，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注点?

　　刘小东：1993年算我第一次出国，实实在在让你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样子;作为个体来讲，有了孩子也算转折;年龄的变化也是个转折，我今年51岁了，我觉得50岁左右考虑的问题要多一点。就是2013年，突然意识到，觉得后半生挺难过的，觉得还有好多年。后半生不像前半生那么容易过来了。

　　记者：为什么会难过?

　　刘小东：身体会告诉你一些事情，等于你突然有了鞋了。前半生都是光脚的年代，后半生你是穿鞋状态，挺不容易的。不是为了往上走，不是创作出了什么瓶颈。就是突然你觉得你应该怎么面对老年了，老年不是那么好过的，虽然这么说有点早了，有点矫情。30岁那时想，活到50岁干嘛，40岁死了完了，可是你到了50岁，还很贪婪。还想身体要好，欲望得到满足，逐渐的鞋越穿越厚，承担责任更大，更细腻。慢慢要体会老年人要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记者：2006年你从拍卖市场一夜成名，你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极度膨胀?

　　刘小东：当时，也是幸灾乐祸的心情，既然贵应该再贵点，再刺激点;怎么这么贵?这是两个方面并行的复杂感受。当时立马就有媒体打电话到家里来，表达了对金钱的愤怒，好像是我在操纵的。我说我也不理解。对方问我“你觉得你比齐白石还贵有道理么?”真的没理呢，人家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发现这个社会对金钱那么刺激。往好的方向，迅速拓宽了你的知名度。往坏的方向，你要不知道自己是刘小东，你都不知姓甚名谁了。作为艺术家，往往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记者：在那短时间的成名之后，你突然就安静了，也没有接二连三的展览了?

　　刘小东：我可能有个心理，突然得了暴名后，要通过巨大的劳动来填补你与巨大名气之间的距离，那个暴名，是拍卖，是金钱带给你的，你真正的贡献，还远远不够。其实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用我的劳动来填补这个空缺。画得更有意思，让人看出，那不是偶然事件，是个多年积累所得。至少我是这么朴素认为的。

描绘现实，不仅于现实

　　记者：你在你的很多创作里都提到了家乡带给你的影响，甚至请侯孝贤执导拍了一部《金城小子》 ，家乡在你创作上具体是怎么影响的?

　　刘小东：绘画是视觉的，不仅从内容出发，但如果你是一个没内容的人，你的形式会更加干枯。家乡，给我更多质感，接些地气。比如家乡有萨满教的遗留，文明社会以前的社会遗留，民间色彩的判断是大红大蓝，不是现实中的色彩判断。这种系统一不小心在我血液中流淌，我绘画经常是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偶尔会出现很刺激的颜色，毫无道理。对我来讲，不画出那笔颜色，我无法吐出心中那口气。就比如我画西藏，牵着马，我把彩虹画成那茬，其实彩虹不是那样的，这是民间色彩的刺激，还是远古记忆，我也说不清。现实主义不会那样画，那是一种意念，铤而走险的东西。

　　记者：你的妻子也是艺术家，她对你的创作有影响么?

　　刘小东：妻子让我更加从容一些，她生活状态不惊不险的，从来不让你看到她的起伏，不像我这样大开大阖的。要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会更加事儿一点。抱怨，尖刻，没完没了的死去活来。她经常引用上海一位90岁有文化的老太太的话：事情本来会更糟糕的。这些都影响我的艺术观和世界观吧。

　　记者：你画的这些东西，很多感觉都很日常而压抑，那会不会给你情绪带来影响?

　　刘小东：会有一些疏解不开的抑郁。眼前的一座大山不影响你的行走，可是脚里的沙子，你必须倒出去。社会对你的影响，有时候会影响你的心情，就连天气都会。心情很难过的时候，你会感觉，它是一种物质，不是心情，你会感觉它像水银一样，在你身体里流淌，它变得很重。你往这边躺，它会压到这边来，往那边躺，会压到这里来。或者早晨起来，突然心情很难受。不知道为什么。它是一种物质，我这么认为。艺术家都有，这是推动你精神创作的一种力量。没有这种东西，傻呵呵一活，喝点酒就过去了。每个艺术家都有精神上的苦恼，推动你用另一种方式去疏解。当艺术家天性还是要有自我毁灭的成分，这些容易让人尊重些。

　　记者：你觉得你的文化养分是怎么来的，哪些艺术家对你的知识结构带来影响?

　　刘小东：我现在很难分清自己是某一个时空或是地域的人，知识结构中西都打乱了，文化对我来讲，它有点像花粉，自己飘移。就像中国的禅学，飘到西方变成很有禅境的装置艺术，而他们以前很有力量的绘画，却飘移到中国来了。文化具有飘移性，要承认它的混杂性。年轻时，我只喜欢古希腊的雕塑，到了今天，我更喜欢中国北魏的雕塑，这都跟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的飘移有关。我年轻时看佛教的雕塑，烦死了，都觉得千人一面，缺乏趣味。今天看任何一个佛像雕塑，都觉得好得不得了。

　　记者：你创作中的灵感是怎么触动的?

　　刘小东：最能触动我的，是奇怪的组合，日常生活里，奇怪的东西闯进来，有时候是色彩，有时候是不合理的东西，在一起。画青藏铁路，我事先想构图，在一个山尖上，一个人牵着马，下面是蜿蜒的铁路。实际上，那里风很大，平地里都站不稳，何况山尖上。突然有一天，我在沙漠里看见一个化工厂，很奇怪的组合，有几个大烟囱里冒着浓浓的黑烟，很刺激，我就把马牵到那里画。有时候是这样的刺激促成的画。忽然一阵暴雨，远处出现一条彩虹，画哪去，就画在眼前，就这样。好多是偶然的激情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