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1）

          篆刻艺术，需要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一方印中，既有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更兼得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称得上“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刊登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李兴涛的系列讲座《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此系列将结合印章史、民俗史、文字史，以及作者的创作体会等，对篆刻章法布局的十余种方法进行解读、讲解，以供大家参考学习。

——编者

一、古玺印的布局特点及其影响

          中国印章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其不仅展现了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同时也见证了我国文字在实用与审美双重功能中的演变脉络。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一书中将中国传统印章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在“印章旧制”章节中，全面展现了传统印章早期偏重实用功能的时代属性；二是在“印学体系”章节中，深入梳理了元、明之后由文人群体所开创的篆刻艺术，深层次地展现了篆刻艺术的审美与表意功能。

         针对我国传统印章的起源，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追溯。首先是刻画时代的雏形期。这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出土物中即可见一斑。该遗址的历史已有七千年以上。在出土的陶制工艺品中可见各种压印纹饰（见图一），如弦纹、谷粒纹、谷穗纹和贝齿纹等。这些出土器物使得我国早期印章雏形初见端倪。其次是“玺印”时代的首创期。中国印章最早产生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据史料记载，黄帝、尧帝时代已有印章，春秋时代印章已普遍被使用。《春秋·运斗枢》中称：“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春秋·合成图》则明确记录：“尧有玺。”于省吾先生在《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中著录的三枚铜玺（见图二），当属我国现存最早的玺印。事实上，印章的产生，既是社会活动的推动，又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民众对货品的存放与转移也需要象征信用的凭据。如《周礼》中记载的“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货贿用玺节”等，都充分说明了印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图一

图二

             从早期印章的用途来看，主要是凭信的需要、器物记名、日常佩带和殉葬使用等。其入印文字主要使用的是秦前的大篆书。中国篆书的演变，自甲骨文到西周金文这一时期的变化相对简单。其个性风貌的建构囿于不同载体的表现：前者是用锐器在坚硬的甲骨上刻画而成，而后者则是采用青铜冶铸之法铸造而成。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精神追求。反映在文艺领域，便会形成特有的审美风潮。而艺术精神和审美趣味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精神和社会氛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百家争鸣，各诸侯国文字和审美趣味异彩纷呈。这形成了古玺印式千姿百态、诡奇多变的风格。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字在体势与结构上并未完全定型，不同地域的文字在笔画的繁简、曲直与体势上具有多变的不确定性，故古玺印的章法布局展现出随机铺陈的特点。这种布局方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采取“乱石铺街”的方式。借助文字的伸缩、欹正、方圆、曲直以适应印面布局的实际需要。第二，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字并不能从体势与结构上进行自由变化与转换，因此不同数量的文字入印时受字数的限制，不得不在印面的外在形式上进行布局。这也是亚形玺、凸形玺、曲尺形玺、圆形玺和其他异形玺（见图三）大量出现的一大诱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秦之前缺少严格的印章制度，加之不同地域的文字有着多变的特点，使得很多印工在铸刻印章时有更为自由的表现空间。他们将诡奇多变的文字通过适当的伸缩去适应印面章法布局的实际需要。这无形中造就了天真烂漫、自由活泼的布局形式，在古印范式中独树一帜。

图三

           以大篆书为入印文字的古玺印对后世诸多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昌硕正是借助大篆书的这一特点，将入印文字进行区域分割的同时，使方与圆、大与小、正与斜形成对比，在或紧凑、或疏朗的布白中营造出一派无与伦比的苍茫气息。吴氏借助形式各异的外在语言，使其篆刻表现出浑然一体的风貌。这正是古玺印在章法布局中展现出的自由变换的优势。

           我国文字始于篆书，自商代甲骨文起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秦朝文字的统一标志着篆书一体的完全成熟。东周以降，石刻文字逐步增多，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文》《诅楚文》和中山国的《公乘得守丘刻石》即是典型代表。由于金文伴随着青铜时代的终结而渐趋式微，所以与殷商和西周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印在材料与表现手法上更趋于多样性，而依托印章这一载体的文字开始大量出现。这种在印面中随机铺陈的多元化布局，为秦汉以后的印章布局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